要点:
加拿大正步入前所未有的“结构性分化”阶段，收入与财富高度集中于少数人手中，贫富差距扩大至历史新高，正深刻冲击社会公平与经济韧性。
在许多人心中，加拿大一直是一个以中产阶级为支柱、以社会公平为荣的国家。但近年来，这一印象正面临越来越多的挑战。通货膨胀高企、房价飙升、劳动力市场结构失衡，加之全球资本流动与科技变革的加速重塑，使得资源与机会愈发集中于少数人手中。在这样的背景下，围绕收入与财富的分配问题，不再只是经济议题，而是正在深刻影响整个社会运行逻辑与制度韧性的系统性风险。最新官方数据显示，加拿大正步入一个前所未有的“结构性分化”阶段。
据加拿大统计局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2025年第一季度，加拿大最高与最低收入家庭之间的贫富差距已扩大至历史新高。数据显示，收入分布前40%与后40%的家庭之间，可支配收入差距扩大至49个百分点。
可支配所得差距扩大
根据加拿大统计局公布的数据，2025年第一季，收入处于底层20%的家庭，其可支配收入增幅为所有群体中最弱，仅比去年同期微增3.2%，平均工资甚至下滑了0.7%。这类家庭的净投资收入也大幅萎缩，年减幅度高达35.3%。虽然政府提供的支持措施有所增加，净转移收入成长了31.2%，但仍难以抵消整体收入疲弱带来的压力。
相较之下，位于收入分布顶端20%的家庭，在本季的可支配收入增幅为7.7%，为所有群体之最。该群体的平均工资上涨了4.7%，投资收入更增长了7.4%，显示高收入家庭不仅稳固薪资来源，更持续从资本市场获利。
此外，财富分配的失衡也在加剧。统计局指出，收入最高的20%家庭目前掌握加拿大64.7%的净资产，平均每户净资产高达330万美元。而收入最低的40%家庭，仅持有全国3.3%的净资产，平均每户仅为85,700美元。
统计局补充，自新冠疫情爆发以来，这一收入差距指标便持续扩大。报告指出，2025年第一季度，高收入家庭通过投资获得显著收益，而低收入家庭的工资则出现下滑，进一步拉大了差距。
对此，加拿大政策选择中心高级研究员、专注性别平等与公共政策的凯瑟琳·斯科特/Katherine Scott表示，这一趋势“并不令人意外”。她指出，在当前充满不确定性的经济环境下，许多家庭面临严峻挑战，尤以正在寻找工作的年轻人影响最为显著。
斯科特指出，疫情期间许多高收入群体的工作并未受影响，收入保持稳定。更关键的是，他们精准把握了投资市场的快速反弹，并持续从中获利。她补充说，自那以后，资本市场整体走势持续向好，进一步巩固了这一阶层的经济优势。
斯科特强调，我们现在正面临着“史上最严重的差距”，这是一个必须正视的警讯。她认为，社会不能再忽视经济结构与财富分配的问题，因为“把蛋糕做大”固然重要，但同样重要的是如何公平地切分这块蛋糕，让更多人能过上有尊严的体面生活。她呼吁，这应是公共政策的核心目标，但目前却似乎被边缘化了，这无疑让加拿大社会模型的韧性正遭遇严峻考验。
加拿大社会模型的韧性正遭遇考验
在贫富差距持续扩大的背景下，加拿大的消费结构正悄然发生变化。高收入群体的消费能力稳步提升，支出持续向高端商品、服务与金融投资倾斜，而中低收入家庭则在日常必需品上捉襟见肘，消费意愿明显减弱。这种“两极化”的趋势削弱了本地零售、餐饮、教育培训等中小企业的市场活力，使得依赖广泛群众基础的消费型经济面临增长瓶颈。
就业市场也受到这一分化的拖累。尽管整体失业率保持相对稳定，但青年与低技能工人的就业机会却持续减少。尤其在高通胀压力未解、生活成本居高不下的当下，越来越多劳动力被迫兼职或退出职场，从而加剧了底层家庭的经济困境。这不仅抑制了劳动力参与率，也削弱了生产力增长的潜力。
此外，房市分化更是贫富不均的集中体现。数据显示，加拿大主要城市的房价仍处高位，得益于高净值家庭与投资者持续入市。但与此同时，首次购房者与中低收入家庭的住房可负担能力迅速恶化。越来越多年轻人选择延迟购房、甚至放弃定居计划，进一步拖累家庭形成率与内需增长。
更令人担忧的是，由于生活负担沉重、缺乏社会流动性保障，部分高技能人才、尤其是年轻技术工人与STEM领域毕业生正加速流向美国或欧洲。这波“人才外流”不仅削弱了加拿大的长期创新能力，也加剧了本地企业在招聘与技术积累上的困境。
与此同时，面对移民政策不断收紧、生活成本上涨，新移民的整合难度日益加剧。缺乏足够的社会支持机制，加之职场歧视与资历承认不畅，令大量新移民陷入低薪就业与贫困循环，加剧了族群间的不平等与社会撕裂风险。
近年来频发的劳资纠纷与罢工潮，也反映出中下层劳动群体的不满情绪日益上升。他们要求的不仅是更高工资，更是对社会公平的重新承诺。而当经济增长成果被集中于极少数人手中，社会凝聚力与政策信任也正在被侵蚀。
如果这种趋势持续下去，加拿大将难以维持其以“包容、公平”为标签的社会模型。在全球竞争日趋激烈、技术快速迭代的当下，分配失衡不仅是道德议题，更是经济与国家韧性的核心挑战。只有正视贫富鸿沟的深层根源，并通过税收、社保、教育与住房等多层面改革，才有可能避免“结构性停滞”的风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