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点:
为什么大多数伟大的古代文明都先后消亡了，没能再次崛起？假设有一个不朽的"太空人"从外太空俯瞰整个东地中海地区，他会注意到那个时期的大多数人类群体，都是不断迁徙、追随食物来源的釆猎者，过着居无定所的游居生活。让我们深入探讨这个主题，看看我们可以从这个"太空人"的眼中学到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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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前言“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连续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必然走自己的路。如果不从源远流长的历史连续性来认识中国，就不可能理解古代中国，也不可能理解现代中国，更不可能理解未来中国。”
在2023年6月2日的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特别指出了中华文明的连续性，并将其作为中华文明突出特性的第一个。自2019年1月习近平主席首次提出“当代中国是历史中国的继承和发展”这一命题后，4年多来相关的理论研究不断出现，形成了新的思潮。以本次座谈会为标志，在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推进文化创新的自觉性又达到了一个新高度，除了连续性之外，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与和平性等也作为突出特性提了出来。正是在这样一个大的背景下，与中华文明相关的话题在海内外迅速升温，不断有人提出问题，也不断有人尝试给出理论解释。
2023年5月25日，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研究员文扬，通过视频的方式针对美国投资家和金融评论员吉姆·罗杰斯在去年底某次论坛上的公开提问进行了一个较为系统的回答。基于他在2019年和2021年先后出版的“天下中华——广土巨族与定居文明”和“文明的逻辑——中西文明的博弈与未来”两本专著中的研究成果，文扬老师从理论上解释了“为什么众多文明古国都消亡了，唯独中华文明在崩溃之后能够数次崛起”这一长期以来令人迷惑的问题。该视频在网上播出后，引起了广泛关注，并带出多方评论和理论化的讨论，今天让我们回顾一下这个有趣的话题。
文扬：
美国投资家和金融评论员罗杰斯曾经说过，在世界历史上，中国是唯一一个经历过三四次崩溃后，仍然能够再次崛起的国家。
罗杰斯先生是在一个漫长的、跨越六个千年的文明时间尺度上提出问题的。他提到了古埃及文明、罗马帝国和大英帝国。因此，我们最好也从世界历史总的轮廓上开始讨论。至迟到公元前4千纪，位于尼罗河畔的埃及文明和美索不达米亚河谷的苏美尔文明都达到了辉煌的顶峰，大约在同一时期，克里特岛上的米诺斯文明也已非常发达。尽管这些文明似乎是独立发展的，但它们的生命周期实际上遵循了相似的模式：在外部蛮族入侵者的持续打击下，一个接一个先后从辉煌的顶端走向衰落，此后就再也没有复兴。
为什么那些伟大的古代文明都先后消亡了，没能再次崛起？
假设有一个不朽的太空人从外太空俯瞰整个东地中海地区，他会注意到那个时期的大多数人类群体，都是不断迁徙、追随食物来源的釆猎者，过着居无定所的游居生活。在他的鸟瞰下，已经发展为复杂定居社会的古埃及、古苏美尔和米诺斯文明，属于几个零星的异类。
古埃及人发明的太阳历和阴历，古苏美尔人建造的大型城市和良好的灌溉系统，以及古克里特岛人建造的宏伟宫殿和道路网，都是长期定居的典型标志。但是，这些定居文明是如此孤立和脆弱，就像汪洋大海中的零星岛屿，随时面临着类似于汹涌波涛的危险：游居民族的入侵。
正如英国知名历史学家HGWells所说的那样：两种生活方式是对立的。游居民族和定居民族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游居民族对定居民族来说是强硬的野蛮人，而定居民族对游居民族来说是软弱的、阴柔的、非常好的掠夺对象。沿着文明发展的边缘，在强硬的游居部落和山地部落与城镇和村庄中数量较多但却不太善战的居民之间，一定持续发生着袭击和冲突。
公元前2278年至2154年间，古特人的大军入侵了阿卡德帝国，结束了一个现有的文明，却没有在其领土上建立另一个文明。公元前1790年至1560年期间，赫梯人在小亚细亚建立了一个帝国，早期巴比伦帝国失去了其在南部和东部的大部分财产。古苏美尔的古代权力中心就此大多被摧毁，处于荒废状态。
公元前1782年至1630年间，流浪的西闪族人夺取了埃及的王位，并结束了埃及的中王朝。在公元前1400年和1200年之间，克诺索斯的宫殿被摧毁，被遗弃，再也没有重新建造起来。最后，在公元前1177年左右的某个时候，被称为“海上民族”的最凶残的战士从海上的基地出发，毁灭了既有的东地中海文明世界并开始了一个新的黑暗时代。随着他们的大迁徙，古埃及的衰落也随之而来。埃及的碑文中写道：他们乘着战船从海上来，没有人能够抵挡他们。抵抗是徒劳的，宫殿被烧毁，城市成为废墟。
这就是东地中海的早期历史，一部游居民族的胜利史，针对定居民族的蹂躏性征服接连不断。但人们不妨假设一下：如果定居民族赢了呢？
如果定居社会越过了某个“临界点”，他们不仅拥有了更多的人口和更大的土地，而且变得组织良好、装备精良、教育和训练有素，从而强大到不仅可以保卫自己的家园，还可以反击游居民族的大本营，那么主要的历史叙事就会非常不同。
现在，如果那位不朽的“太空人”将眼光移向欧亚大陆的东端，他将看到在同一历史时期，与东地中海地区发生的情况相反，中国的故事不是游居者的胜利史，而是定居者的胜利史，古代中国人通过与周边游居民族的同化和融合，推动了定居文明的不断扩张。
中东和东亚从此走出了两条不同的历史演化之路
在中东，游居民族征服了全部定居的民间社会，然后在原有文明的废墟上重建了一个新的社会，同时保留了游居民族的传统。在东亚，定居民族通过对游居统治者的不断抵抗和反征服，最终将整个定居社会扩展到更大的地域，虽然也会不时被强大的游居民族统治，但新社会在本质上仍然保留着定居文明传统。
罗杰斯先生还问道，为什么罗马帝国和大英帝国都只在某一个历史时期内成为第一，在衰落之后再也没有恢复过来？事实上，7-10世纪的阿拉伯帝国、13-14世纪的蒙古帝国、16-19世纪的奥斯曼帝国也都是如此，它们在崩溃后从未复活。
根本原因在于：这些帝国无一例外都是游居民族主导的帝国，他们的统治者要么来自骑马民族，要么来自骆驼民族，要么来自航海民族，虽然这些游居民族统治者也从定居的被征服者那里学到了许多典章制度和高雅的艺术，并逐渐成为文明的一部分，但他们仍然都遵循同样的兴衰模式：在征服战争中达到鼎盛，并在被征服的土地上定居下来，最终在新的海外冒险失败和/或内部民族同化和文化融合的失败后迅速分崩离析。
以罗马帝国为例。摧毁了古代东地中海文明的野蛮人部落，事实上也正是古希腊-古罗马文明的创造者。在亚历山大帝国建立之前，来自高卢的凯尔特野蛮人即进入了罗马，100年后罗马统一了意大利半岛，200年后地中海成为罗马帝国的内湖。
在这种情况下，新的文明不仅占领了旧文明的所有定居地，而且构成了更大、更复杂的定居社会结构，再想恢复古巴比伦、古波斯和古希腊的旧文明已经完全不可能。但是，当罗马帝国对外没有了新的定居社会可以征服，同时内部的腐败也日益加剧时，它的转折点就来到了。当它的北部边界被更强大、更凶猛的日耳曼野蛮人入侵时，它的衰落就是不可避免的了。
大英帝国的兴衰也遵循同样的模式。来自不列颠岛上的海盗民族在掌握了先进的航海和武器装备后，先后征服了不同大陆上众多的定居社会，建立了一个“日不落”的庞大帝国。然而，当再也没有新的定居社会可以征服，同时更强大的竞争者出现时，它也同样无法逃脱历史上其他游居民族帝国的命运。
现在我们来谈谈中国。西方历史学家的一个观察是，中国文明似乎没有一个开端。正如亨利-基辛格博士在他的书中所说的那样：“中国……，在其历史意识中，是一个只需要恢复，而不需要重新创造的国家。”
事实上，中国文明也有它的开端，但这个开端没有游居民族所熟悉的那种征服战争纪念事件，它只是定居社会通过亲族村镇的联合，实现的一个决定性的胜利。从轩辕黄帝到公元前三千年的夏王大禹，所有传说中的中国开国统治者都在重建而不是创造一个定居社会国家。这些开国统治者中的每一位都对定居的发展做出了自己独特的贡献，不仅是文化融合和民族同化，而且还周期性地扩大了领土和人口。
大禹成为夏朝的统治者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里程碑事件。在那个古老的时期，大洪水盛行，世界上其他地方的人类都只有两种选择：被洪水吞噬或远远逃离。但是中国人，也只有中国人，做出了第三种选择：依靠人类的力量来平整土地，使水改道。一个被选中的道德高尚的君主成功地联合了所有亲族领主，在其领土范围内聚集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资源，完成了这个巨大的防洪工程，从那时起，中国人的定居就以九州的形式永久地固定下来，四千年来都没有改变。
通过大规模的治水工程，中国早期的定居社会大大拓展了自己的疆域，有效地提升了自己的生存“临界点”，抵御住了周围游居蛮族的入侵。在中国的古籍中，南、北、东、西四个方向上的游居民族都有不同的名称，这说明在那个时期，中国的定居农耕社会已经扩展到了一个以黄河中下游平原为中心的近乎圆形的广大地域，将所有的游居部落都挤压到了更远的边疆。这就是为什么中国被称为“中国”，尽管其面积有时大，有时小。
罗杰斯先生了解到，中国在历史上也曾多次沦陷，中国历史上也有许多内战、间歇期和混乱时期。他所说的这些时期，不过就是中国作为一个定居农业社会被游居民族占领和统治的类似的黑暗时代。大约在日耳曼蛮族入侵罗马帝国的同一时期，生活在中国北方的众多草原部落，被统称为“五胡”，终于强大到足以突破中国北方的防御边界。然而，与罗马帝国在攻击下完全崩溃而无法重建不同，“五胡”进入中国，接受了以定居文明为基础的中国文化，成为新的“中央王国”的一部分。经过几个世纪的大融合，隋唐大一统王朝作为秦汉大一统王朝的重建，囊括了更多的民族，覆盖了更大的领土，并达到了更高的文化高峰。
然后历史重演。 13世纪，人类历史上最庞大的草原帝国蒙古帝国，几乎在一夜之间崛起，席卷了已知世界的大部分地区，包括整个中国。但是，与世界其他地方不同的是，在“中央王国”的土地上建立的蒙古王朝再次脱离了自己的传统，不再是一个游居帝国，而是在很大程度上成为秦汉定居大一统王朝的复制。就中国而言，虽然统治者被外国人取代，但其自身的文化领域实际上常常会扩展到统治者的故乡。更进一步，由于生存的“临界点”逐渐升高，在每次崩溃之后，就像自然法则一样，中国作为国家的自我重建能力都再次提高。
15世纪到18世纪的明清大统一是历史的再次重演--囊括了更多的民族，覆盖了更大的领土，达到了更高的文化高峰。到此为止，我相信我已经非常全面地回答了罗杰斯先生的问题。
那么，了解了上述这一切，我们应该如何理解今天的世界呢？
首先，我们需要认识到，今天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仍有其独特性，不能与历史上其他帝国的兴衰相提并论。将中国与近代史上的德国和日本相提并论，或将中国视为威胁现有世界秩序的新兴超级大国，即使不是故意误导，也是很不正确的。
自晚清以来至今中国从衰落到复兴的历史过程，仍然可以看作是历史的某种重复，即自身传统的复兴以及通过吸收不同文明的元素逐步创造新的文明，而这正是中华文明的独特之处，也是中华文明之所以成为世界上最连续、最成功的定居文明的根本原因。
在全球范围内，自19世纪末以来，随着更强大的国家主权、更严格的边境管制和城市化率的迅速上升，以民族为主体的大规模移民现象逐渐消失，而定居社会的人口则急剧增加。与人类历史上的大部分时间相比，我们可以说，今天的世界已是一个全球定居的世界，不再有整个社会规模的骑马民族、骆驼民族或航海民族大移民。
从世界历史总的轮廓来看，如果将17-19世纪西欧白种人在全球范围内的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征服战争视为六千年中最后一次游居民族对定居民族的巨大胜利，那么， 20世纪以来特别是自二战结束以来定居社会在全球的大发展，则意味着定居社会才是六千年以来笑到最后的历史终结者。
而中国的再次复兴，正是在这样一个宏观背景下获得了重大的历史和现实意义。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发展倡议和全球文明倡议，就是这些意义的体现。
观点1
关于中华文明可以再度崛起这个话题，一些网友认为这是因为规模的原因:
从土地面积和人口方面来看，中国文明达到了足够大的规模，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即使有灾难事件发生，该文明也能够存活下来。更重要的是，关于中国文明的规模，有两个关键点需要注意。
首先，要看中华文明达到规模的方式。当中国文明传播时，与之相伴的是知识的教育和文化的培养。看看中国南方地区，例如广东，很长一段时间，这个地区被认为是“荒野”，直到唐朝才被完全视作中国领土。
当中华文明传播到广东及其周边区域时，北边的中国人没有灭族、奴役、剥削或歧视当地人，而是试图与之分享他们的文明，传授他们中国的文化和生活方式。这个过程持续了一千多年，最终的结果是在唐朝末期，广东及其周边地区终于完全同化为中国文明的一部分，且时至今日也仍然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与此相对比，大英帝国主要寻求在所到之处进行剥削和压迫。难怪当地人一旦掌握了足够的力量或机会就将他们赶了出去。关于中国文明规模的第二个关键点，是大规模所带来的的韧性。由于中国的巨大规模，外国势力几乎不可能单凭武力征服中国。在整个历史上，只有少数几次中国被外国势力征服并统治。而且每一次这种情况发生，外国占领者的成功都不是因为压倒性的武力优势。
以满洲人为例，他们基本上花了数代人的时间试图征服中国却徒劳无功，最终他们的胜利也只是因为明朝的都城被叛军攻破，导致许多明朝将领改投满洲人。甚至在那之后，满洲人大部分的统治时间也被用来镇压民间叛军的反抗。
蒙古人也是如此。他们也花了数代人的时间试图征服中国，但未能成功。即使蒙古人曾征服了中国北方，宋朝仍然奋起反抗，杀死了一位蒙古可汗并造成了巨大的伤亡。战况是如此惨烈，以至于当宋朝最终决定投降时，蒙古人松了一口气，并愿意给予他们优厚的投降条件。
观点2
另一位些网友说，有句谚语意思大致如下：
“如果你想看唐朝，就去日本。如果你想看明朝，就去韩国。”
从历史的角度上看，人们能够感受到，无论是唐朝蓬勃发展的科学技术，还是宋朝兴旺发达的工业化原型，中华文明的核心始终是追求现代化发展。清朝崩溃后，满族的种族制度被废除，中华文明核心区域的本土百姓积极推进现代化，思想观念上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同时发生的还有从国民革命党到共产党暴力与非暴力相结合的过渡。与此同时，一个核心的儒家原则始终存在，正如邓小平所说的那样，不论黑猫白猫，能抓住老鼠就是好猫。
在当今的东亚社会，当许多日本企业坚持使用传真机等传统技术而逐渐消失在20世纪时，中国的主要地区则通过数字基建与先进制造业的融合展现出快速的现代化进程。
无论是在古代战胜匈奴联盟的辉煌胜利，还是在20世纪的中国数学家、科学家和工程师们英雄般取得核威慑的非凡壮举中，都有一个共同的可识别特征，那就是对现代化发展的持久愿望。可以说，与普遍观念相反，儒家思想不一定是一种保守的信仰。毕竟，如果取得了必然的进步，那么儒家的选拔贤能的概念与谦逊的概念怎么可能是教条主义的保守思想呢？
当英国帝国崩溃时，许多不安定的英国同仁更加坚持“传统”的英式价值观。如今，当美国崩溃时，许多美国同仁也选择继续坚持传承“传统”美式价值观。相比之下，当中国经历巨大动荡时，许多现代化的改革被强行塞给中国。
许多中国人游遍世界，拼命地向他们的西方和非西方同仁学习，学习法语、德语、英语、俄语、日语等等（曾经，伟大的中国数学家陈省身自学了伟大的数学家Cartan的数学论文。这些论文用法语写成，是出了名的难以理解，但这样的任务对陈省身来说并没有带来严重的阻碍）。你能想象美国在帝国晚期崩溃时向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习吗？
的确，从某些人的角度来看，中国的共产党本质上是西方的，但在其核心，它是儒家文化的一种演化。因此，中国版本的当代共产主义（举例而言，可参考在中国特色共产主义中的科学社会主义概念等）具有明显的中国特色，在中国以外的地方是找不到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