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點:
加拿大“在線新聞法案”要求數字平台，與加拿大新聞企業就其新聞內容的使用進行“付費”。但是，新法案卻遭受到了巨頭Google和Facebook的強烈反對。如果Google和Facebook不鏈接到加拿大的新聞網站，那么最大的輸家可能是依靠這些網站吸引新受眾的新聞公司。如果能夠達成妥協，允許新聞公司從Google和Meta那里收取費用，這可能有助於阻止或至少減緩加拿大新聞媒體行業的衰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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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6月29日，Google宣布將屏蔽來自加拿大的新聞內容，從其平台的搜索引擎、新聞資訊和探索產品三大板塊中刪除與加拿大相關的新聞資訊，以回應加拿大議會上星期通過的“在線新聞法案”/Bill C-18。此新法案，強制要求數字平台必須向加拿大當地新聞機搆進行內容付費，簡單來說就是要“花錢買內容”。Facebook母公司Meta在6月22日也宣布了類似的聲明，以抗議加拿大Bill C-18。據相關報告顯示，Google和Meta的聯合回應可能會導致加拿大新聞出版商損失嚴重，甚至令一些較小的獨立媒體大批量倒閉。
“在線新聞法”Bill C-18的爭議
2023年6月22日，加拿大議會通過了遺產部長巴勃羅·羅德里格斯/Pablo Rodriguez提出的 “在線新聞法案/Online News Act”，又稱Bill C-18法案。根據官方說法，新法案將要求最大的數字平台（實際上是指Google、Facebook和Instagram“三大巨頭”），與加拿大新聞企業就其新聞內容的使用進行“付費”。據官方聲稱，新法案目的是為了打破加拿大新聞業和大型數字平台之間的市場失衡，尊重新聞獨立性並投資於加拿大的多元化新聞媒體，建立一個新的立法和監管框架，以確保加拿大數字新聞市場以及獨立的本地新聞企業的公平性。
通過要求互聯網平台在發布和共享鏈接時向新聞出版商提供補償，C-18試圖作出對加拿大新聞編輯機構更加有利的改革。根據官方數據統計，加拿大本土新聞平台原有的廣告收入有80%都流向了Google和Facebook兩大平台。自2008年以來，加拿大已有450多家新聞媒體機構因“入不敷出”而倒閉，僅過去兩年就有60多家。因此，現在是解決“市場失衡”問題的關鍵時候。
但是，加拿大提出的C-18新法案卻遭受到了數字平台巨頭們的強烈反對！
Google全球事務主管在一篇博文中提到，“Bill C-18法案帶來的結搆性問題無法通過監管程序解決。”他稱，“Google做出了一個很艱難的決定，即當法律生效時，將從Google的產品中刪除加拿大新聞鏈接，并將不再為加拿大提供Google News Showcase”。 News Showcase項目，涉及加拿大150家本土新聞機搆，此舉動可謂影響重大。Google及其母公司Alphabet全球事務總裁也表示，他對事情發展到這一步感到失望，但這項新法案行不通。他補充說到，Bill C-18法案對鏈接設置了價格，從而產生了無上限的財務責任，而Google只是為了讓加拿大人更方便獲取他們想了解的本土信息，現在卻要“倒貼”付費提供服務。
Facebook母公司Meta亦隨即表態，指加拿大的Facebook、Instagram用戶不會再看到與加拿大相關的新聞內容。Meta指，“屏蔽加拿大用戶的新聞內容勢在必行。我們開始行動，永久終止加拿大新聞。”Meta之所以有如此大的底氣，源於其兩大平台Facebook和Instagram都不是依靠“新聞資訊”作為主要收入來源內容組成，相比於Google，Meta可大膽地“拒絕”加拿大Bill C-18的所有要求。
針對數字平台巨頭們的反饋，加拿大新聞媒體/News Media Canada集團首席執行官在表示：“與其通過拒絕為加拿大人提供及時、准確的新聞來展示他們非凡的市場力量，不如讓所有利益相關者作為負責任的企業公民真誠行事，積極參與監管過程，以確保監管平衡、可預測和公平。”
C-18法案支持自由、獨立的新聞界，並為數字新聞市場的可持續性以及本地、區域和國家新聞內容的製作做出貢獻。在虛假信息不斷增加和公眾不信任不斷增加的時代，這項新法案將確保加拿大人能夠在地方和國家層面獲得高質量、基於事實的新聞。雖然新法案陸續受到打擊，但目前而言，加拿大總理賈斯廷·特魯多/Justin Trudeau，依然立場堅定。本周特魯多通過暫停政府在Facebook和Instagram上的廣告來回擊Meta。
但如果Google和Facebook等數字平台不鏈接到加拿大的新聞網站，那么最大的輸家可能是依靠這些網站吸引新受眾的所有新聞媒體公司。“這是一種生存風險。“感覺就像一顆炸彈被放在了我們商業模式的中心。”位於不列顛哥倫比亞省的新聞網站The Tyee的出版人Jeanette Ageson說，“較小的數字媒體將受到新聞封鎖的不成比例的影響，因為我們不像大型新聞品牌那樣擁有知名品牌的知名度。”
但加拿大政府認為還有更大的談判空間，因為Bill C-18新法案以澳大利亞類似立法為基礎，考慮到Facebook最終在2021年與澳大利亞達成了一項“模糊”的協議，說明加拿大本次舉措仍存在很多未知變數。
“流量爭奪”背後的思考
加拿大不是歷史上第一個向數字平台提出“內容收費”的國家。2014年，西班牙通過了一項名為“知識產權法”/Ley de Propiedad Intelectua的法律，其中包含了一項規定，要求新聞數字平台向當地新聞出版商支付對應的費用。根據這項法律，數字平台必須向西班牙本地新聞出版商支付一定的費用，以獲取并使用他們的新聞內容，而這個費用通常是按照平台上獲取的新聞內容數量和質量來確定。
然而，這項新法律對當時的西班牙新聞產業造成了一系列的負面影響。在法律實施后不久，Google選擇關閉了其在西班牙的新聞資訊內容服務，這意味着西班牙新聞出版商失去了通過Google新聞獲取流量的機會。而受Google影響，其他一些互聯網平台也選擇關閉他們在西班牙的服務，因為他們認為支付費用并不划算。
這項法律也引發了不少的爭議和批評。一些人認為這個法律使得西班牙新聞市場迅速縮小，對新聞出版商產生了極大的負面影響，使得他們失去了重要的流量來源。同時，一些出版商也表示，這項法律并沒有達到預期的效果，反而限制了他們的在線流量曝光。最終，西班牙政府在2018年修正了這個規定，廢除了向數字平台收取本地新聞出版商內容費用的要求。
除此以外，澳大利亞也是一個典型的案例。澳大利亞於2021年2月推出了“新聞媒體議價法”/News Media Bargaining Code，該法案的目標是解決新聞出版商與數字平台（主要是Google和Facebook）之間的利益分配問題。
該法案的主要目的是確保新聞出版商能夠從數字平台獲得公平的經濟回報，以維持其新聞業務的可持續性。澳大利亞政府認為，由於數字平台在廣告收入和用戶流量方面的壟斷地位，新聞出版商的內容經常在這些平台上免費提供，從而對新聞產業造成了負面影響。因此，該法案旨在通過強制平台支付費用，重平衡新聞生態系統中的利益。
這項法案的實施引發了廣泛的討論和爭議。一方面，支持者認為該法案為新聞出版商提供了一種公平的經濟回報機制，有助於維護新聞業務的可持續性。他們認為，數字平台應該為其平台上顯示的新聞內容支付公平的費用。另一方面，批評者認為該法案對數字平台的經營模式搆成了干擾和限制，可能導致平台對澳大利亞用戶的服務受到影響。Google曾威脅關閉其在澳大利亞的搜索引擎服務，而Facebook也曾暫停在澳大利亞用戶之間共享新聞內容...這些舉動引發了對言論自由和信息流通的擔憂。
新聞媒體議價法在澳大利亞引發了廣泛的討論和變化，并且對數字平台和新聞出版商之間的利益分配關系產生了重要的影響。Google及Meta曾短暫屏蔽澳洲平台上的新聞內容，惟最終達成協議，向澳洲傳媒支付轉載新聞內容費用。而這一成功案例，也成為了這次加拿大C-18新法案的模板。
如果能夠達成妥協，允許新聞公司從Google和Meta那里收取費用，這在一定程度上可能有助於阻止或減緩加拿大新聞媒體行業的衰落。但更值得我們注意的是，狂呼社會研究所團隊認為，相比依靠網站廣告作為主要收入的新聞媒體平台，我們更應思考一種更長遠的模式。
紐約時報的模式
2020年，傳統報業機搆的廣告收入仍在持續縮水，而“紐約時報/The New York Times”卻依然保持良好的發展狀態，即使疫情期間的訂閱量也一路攀升，目前已擁有逾600萬的數字訂閱用戶。從發展趨勢來看，“紐約時報”有望在2025年實現高達1000萬的訂閱量。從曾經的權威紙媒到今天的數字媒體領頭羊，它的“數字化轉型”之路值得我們深入探討。
“紐約時報”創辦於19世紀50年代，長期秉持着提供高質量新聞的原則，是美國極具影響力的權威大報。20世紀后期，數字技朮浪潮興起，傳統紙媒的發展受到威脅，尤其是進入21世紀，傳媒行業格局驟變，紙媒營收逐年下滑，如何借助轉型走出現實困境成為它的當務之急。
2011年，“紐約時報”為改善付費訂閱模式，設立“軟付費牆”嘗試收費模式，將核心用戶作為發展重心。隨后，為了將閱讀用戶轉化為付費訂閱者，其對網站讀者釆取計量付費的方式，并嚴格限定提供給第三方網站免費文章的數量。這一改革，讓“紐約時報”在2012年實現數字訂閱收入首超廣告收入。此外，2014年是數字化轉型以來最具變革性的一年，發生了一系列引人關注的事件，例如，改組領導層、創新審計、推出數字產品等。這些措施的積極效果，也帶來了數字訂閱用戶和數字廣告收入的快速增長。
2018年，“紐約時報”又實施了一項新規，讀者如要閱讀規定數量之外的報道，就須注冊或登錄賬號。這項措施十分有效，帶來好几百萬注冊用戶，而且大部分人被成功轉化為付費訂閱用戶。當然，為了使人們接受“數字化訂閱”，它也釆取了許多靈活的付費策略，既有全平台和有限平台、時間長短不一的多樣付費選擇，也有“1美元/周”或50%的新用戶優惠、“以老帶新”折扣促銷等訂閱手段。最近几年，為了吸引更多線上付費訂閱用戶，它還推出“小型訂閱項目”/Mini-Subscriptions，諸如“6.95美元/月”的填字游戲、“5美元/月”的NYT Cooking等訂閱服務，滿足對特定話題感興趣的用戶群體需求。雖然，“付費牆”剛推出時，引起了讀者一定程度的心理抵觸，但在優質內容與合理運營的支撐下，他們逐漸接受了“會員制”的數字化訂閱。
2018年，由於付費用戶猛增，“紐約時報”首次嘗試提高數字化訂閱價格。2020年，其付費訂閱用戶突破600萬，穩居全球第一，為數字化轉型交出了一份里程碑式的成績單。2019年，“紐約時報”訂閱用戶的大幅增長，數字收入突破了8億美元，提前1年完成其承諾的業務目標。其中，有超過4.2億美元的收入都是數字訂閱用戶所貢獻。
自誕生以來，“紐約時報”就把數字訂閱用戶作為其核心用戶來發展，如何爭取到數字用戶，如何讓他們付費訂閱，成為該報數字業務的核心工作。從相關實踐來看，“紐約時報”的付費用戶經營之路有過不少波折，但在其深耕細作之下，該報完善了訂閱策略，取得了亮眼的成績。在美國，現有一半的數字新聞訂閱者屬於“紐約時報”，它的數字訂閱用戶數量超過了本地報紙的總和，而且，付費用戶帶來的收入已經代替了傳統的網站廣告收入，成為其最堅實的依靠。對於數字用戶，“紐約時報”有着一種先天的憂患意識，很早就確立了核心用戶的發展方向并進行專注經營，這些是不少傳統媒體在數字化轉型中所忽視或缺失的部分。其他正在經曆轉型陣痛的傳統媒體也應該突破“媒體和用戶”認同差異的局限，找到一條擺脫網站廣告的收入模式。
觀點1
在AI時代，我們應該以一個新的視角，去看待數字平台和AI技術之間的關係。數字平台如Google，與AI信息收集來源者之間的關係可以被視為一種互惠互利的合作關係。Google作為數字平台，依靠AI技術和算法來搜集、分析和呈現信息，而AI信息收集來源者（如新聞出版商、內容創作者等）則提供具有價值的內容來吸引用戶瀏覽、關注和廣告商的合作。狂呼媒體曾有一文“Reddit收取API訪問費，借助AI風口數據變現？”，也揭示了AI時代互聯網企業收費變現的趨勢。
為了確保公平性，數字平台的付費機制應該基於兩個主要原則：公平價值交換和合理利益分配。這意味著付費金額應該反映數字平台從AI信息收集來源者那裡獲得的價值，同時平衡雙方的利益，而不應該“一家獨吃”，才能實現穩定、可持續的合作發展。
基於流量和廣告收入分享 - 數字平台可以與AI信息收集來源者建立合作關係，按照他們的內容在平台上獲得的流量和廣告收入來分享費用。這種模型可以根據定義的指標和合同條款進行透明和公平的交易。
自願的商業協議 - 此外，還可以進行數字平台與AI間自願的商業協議，確定付費方式和金額，以適應雙方的利益和價值。基於平等協商和公平交易原則，並建立透明的合同和約定成為這一類合作的關鍵。
第三方仲裁機制 - 為了解決付費爭議，可以建立第三方仲裁機制，專門處理數字平台與AI信息收集來源者之間的付費問題。這種機制可以提供獨立的評估和仲裁，確保公平性和公正性。
透明度和監管 - 為了規範這一過程，應該有明確的規則和監管機制來確保數字平台的行為符合公平和競爭的原則。國家政府和相關監管機構可以制定法律、政策和監管標準，以確保數字平台的付費行為和利益分配公平合理。
總結來說，確保數字平台和AI信息收集來源者之間付費的公平性需要建立在公平價值交換和合理利益分配的原則上。透明、公正的付費模型和合同協議，以及第三方仲裁機制和監管機制的存在，可以幫助確保這一過程的公平性和可持續性。
觀點2
讓我們從Google類的數字平台角度去思考Bill C-18法案是否存在著不合理性。
Google反對C-18法案有三個方面的“不可為”原因。首先，作為新聞數字平台，Google通過提供新聞搜索和新聞聚合服務，為用戶提供了方便的新聞訪問途徑。但是，C-18法案要求Google向加拿大本土新聞出版商支付費用，以顯示他們的新聞內容，這對Google的商業盈利模式和用戶體驗都會產生較大的負面影響。
一方面，Google認為自己已經為新聞出版商提供了重要的價值。通過在搜索結果中展示新聞鏈接和摘要，Google為其帶來了大量的流量和曝光。這種流量和曝光對於新聞出版商來說是寶貴的，甚至可以幫助它們吸引更多的讀者關注和廣告收入。因此，Google認為自己為新聞出版商提供了價值，并不應被要求支付額外費用。
另一方面，Google擔心C-18法案可能對其業務模式和盈利能力造成較大的負面影響。如果Google被迫支付高額的費用給新聞出版商，那么他們可能需要調整自己的廣告模式或者向用戶收取費用來彌補成本的空隙。這可能導致用戶流失或者對廣告商不利，從而損害了Google的核心業務。
此外，C-18法案可能對數字平台的言論自由產生負面影響。如果Google被迫支付費用給新聞出版商，那么它可能會選擇減少或移除新聞內容的顯示，以避免付費。這一系列的操作，可能限制了用戶的新聞獲取渠道，從而對信息的流通和言論自由產生偏頗、片面的理解，進而導致更大的社會負面影響。
綜上所述，Google反對新聞媒體議價法主要是因為他們認為自己已經為新聞出版商提供了價值，并且該法案可能對其業務模式、盈利能力和言論自由產生負面影響。他們主張通過自願的商業協議來解決數字平台和新聞出版商之間的利益分配問題，而不是通過強制性法案進行的費用支付。值得注意的是，一旦加拿大C-18法案通過，那麼其他國家必定也會“模仿”並紛紛要求Google，從而讓Google的商業模式進一步崩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