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點:
經濟學家警告，如果唐納德·特朗普成功連任並推行激進的新關稅政策，全球經濟可能面臨歷史性動盪。儘管特朗普的貿易顧問強調新政策的重要性，外界仍質疑這些威脅是否真會付諸實行，以及全球將如何應對這場可能的貿易風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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幾個月來，經濟學家一直在發出明確警告：如果唐納德·特朗普/Donald Trump成功當選新一任美國總統，推行激進的美國新關稅政策，可能會為全球經濟帶來一場歷史性的動盪。
早前，特朗普對支持者說，“美國賦予了我們前所未有的強大授權，成功將使我們團結一致，並將美國置於首位。”特朗普的前貿易顧問預計將再次在新政府中擔任重要職位，他警告世界其他地區必須為美國的新關稅政策做好準備，並要求任何擁有貿易順差的國家解決特朗普提出的問題。
然而，這些威脅背後還有一個重要問題：特朗普究竟是在虛張聲勢，還是他會真的付諸實行？即使他真的付諸實行，全球又將如何應對？回顧特朗普的第一任期，他的經濟政策以混亂無序著稱，內部對貿易問題的激烈爭論也成為焦點。以史為鑒，這一次的再次回顧，讓大眾不禁把關注焦點再次聚焦於此。
重點聚焦關稅問題
如今，全球經濟環境已經發生了變化。企業們在面對關稅時，已經學會了如何避免它們，並且調整供應鏈。這些技能是在疫情過後的混亂中鍛煉出來的，而當前的經濟格局也要求企業更多地考慮地緣政治風險，而不僅僅是追求成本效益。
在本週三的財報電話會議中，寶馬和本田等汽車公司高層對表示，他們已經為應對特朗普可能的關稅政策做好準備，這主要得益於它們在美國已經建立的大規模製造基地。寶馬執行長奧利佛·齊普塞對分析師表示，“對於可能出現的關稅或其他挑戰，我們已經有了一些自然的應對措施，但我們不會過度猜測具體情況。實際上，在美國，我們認為已經為未來的挑戰做好了充分準備。”
同樣，史丹利百得的執行長小唐納德·艾倫最近告訴分析師，該公司自春季以來就開始為特朗普的連任和新一輪關稅政策做準備。他們的計劃包括提高工具機價格來應對可能的關稅上漲，並在必要時將生產從中國轉移到其他亞洲國家或墨西哥。艾倫表示，“我們已經準備好了一份應對方案，但這不包括回應川普所期望的那樣大規模將生產遷回美國，因為這樣做不具經濟效益。”
此外，家居零售商威廉斯-索諾瑪也做好了應對改變的準備。早在2018年，該公司的一半進口商品來自中國，而如今這一比例已降至25%。該公司首席財務官Jeff Howie解釋說，如果關稅進一步擴大，他們將有更多的應對措施。
以上這些調整反映出企業對新經濟現實的適應能力，同時也表明，政策制定者和企業高層越來越意識到關稅可以成為政府面對國際競爭時的有效工具。
曾在特朗普第一任期內擔任七國集團及二十國集團代表的埃弗雷特·艾森斯塔特（目前是斯奎爾·巴頓·博格斯律師事務所合夥人）表示，沒有人能阻止特朗普實施他所威脅的關稅政策。他指出，“這確實是一個重大的轉變，我認為我們正進入全球貿易體系重塑的時期。”
即便是堅定的保護主義支持者也承認，廣泛的關稅將會帶來負面影響。特朗普的貿易政策旨在推動出口並減少進口，這也是他對美國貿易赤字如此關注的原因。然而，美元升值將削弱美國出口的競爭力，也可能引發其他國家經濟動盪，從而減少需求，這會引發更多的問題。
儘管如此，一些資深銀行家私下透露，全球各地的企業和政策制定者相信，從川普第一任期的經驗中，他們已經學會了如何應對他的貿易政策和關稅戰爭。這其中，一些川普的顧問在幾個月來暗中向華爾街等地傳播一個觀點，認為新總統的關稅威脅更多是作為與中國等國家談判的籌碼，而非引發全面貿易戰。
當然，經濟風險依然存在，尤其是美國或正處於“溫水煮青蛙”的狀態，通脹風險被忽視。一位資深銀行家最近表示，他對自己所遇到的客戶過於樂觀的態度感到擔憂，因為他們似乎低估了未來可能面臨的動盪。
美墨加協定對中加企業影響
更為值得注意的是，關稅並非特朗普顛覆全球貿易秩序的唯一手段。未來幾年，“美國-墨西哥-加拿大協定”/USMCA，即經過重新命名的北美自由貿易協定，可能會成為他再次調整貿易政策的重點，這也是特朗普在第一任期內的標誌性貿易成就之一。
美國-墨西哥-加拿大協定/Agreement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the United Mexican States, and Canada，是加拿大、墨西哥和美國之間的一項自由貿易協定。相比前身的“北美自由貿易協定”，美國-墨西哥-加拿大協定給予美國更多機會進入總值190億美元的加拿大乳製品市場，同時鼓勵中國生產更多的汽車和卡車，增加環境和勞工法規，引入最新的智慧財產和針對數位貿易的措施。
墨西哥一直被中國不少企業視為進入北美市場的跳板，特別是車企。奇瑞、比亞迪、長城等汽車品牌都已在南美地區布局。根據美國-墨西哥-加拿大協定，墨西哥向美國和加拿大出口的多種產品可享受低關稅，甚至免稅待遇。
目前，墨西哥的電動車銷量相對較少，但它已經成為中國的第二大汽車出口市場。根據乘聯會的數據，2024年1至9月，中國整車出口量排名前十的國家中，墨西哥位列第二，累計出口約35.34萬輛。福特首席執行官吉姆·法利/Jim Farley今年初曾表示，“墨西哥市場銷售的所有汽車中，25%來自中國。世界正在改變。”
此外，比亞迪今年初被曝出計劃在墨西哥投資10億美元建立電動汽車工廠。5月，比亞迪首款皮卡BYD SHARK在墨西哥首發。上汽名爵和奇瑞等品牌也有計劃在墨西哥設廠。公開資料顯示，目前已有超過20家中國汽車零部件公司在墨西哥建立了生產基地，其中有16家公司的海外營收占比超過30%。
然而，高關稅等政策可能會對中國車企進入美國市場造成更大阻礙。有專家認為，對中國車企進行貿易限制會引發一定的溢出效應，其他國家可能也會採取保護主義措施，這將不利於中國車企的全球擴展。他進一步指出，如果墨西哥對中國車企徵收更高關稅，將可能削弱中國車企對墨西哥市場的投資意願。
另一方面，許多歐美車企也在墨西哥設有生產基地，對墨西哥加徵高關稅的政策將同樣對這些企業造成不利影響。2023年，墨西哥向美國出口了大約300萬輛汽車，其中底特律三大汽車製造商的市場份額佔據了一半。墨西哥還是大眾、寶馬和奧迪等車企的重要製造中心，這些車輛主要供應美國市場。
而對於加拿大而言，美國和加拿大之間的貿易關係是加拿大經濟的支柱之一。美國是加拿大最大的貿易夥伴，兩國之間的貿易額佔加拿大對外貿易總額的近三分之一。USMCA使得加拿大繼續享有與美國的貿易優惠，並保證了這些優惠將持續20年。然而，協定中對於某些領域的修訂也引發了對未來貿易風險的擔憂。
例如，對於加拿大農業市場的影響，USMCA放寬了美國對加拿大乳製品、家禽和蛋類產品的進口限制。雖然這為美國農民打開了更多市場，但對加拿大的農民尤其是乳品業的影響較大。根據協議，加拿大將向美國提供額外的市場准入，這可能會對加拿大的農業產業，特別是農民的收入構成壓力。這些讓步是在保持加拿大農業利益和美國市場需求之間的微妙平衡中做出的調整。
此外，特朗普還將移民問題與關稅聯繫在一起，威脅如果墨西哥新政府不採取措施阻止移民進入美國，他將對來自墨西哥的進口商品徵收重稅。
特朗普在競選期間提出的大部分承諾是否能夠實現，將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國會的控制權。儘管目前參議院由共和黨掌控，眾議院的選舉結果仍在計票中，尚未確定。然而，貿易政策的走向不完全受國會影響，因為美國總統擁有強大的單邊行動權，尤其是在可以以國家安全為理由進行干預的情況下。然而，任何實質性的政策限制或改變，都可能來自新政府內部的反對聲音、金融市場的壓力，或是因為美國關稅或其帶來的負面影響而受到損害的國內選民的反擊。
其他深遠影響
根據彭博經濟研究公司經濟學家Maeva Cousin和Eleonora Mavroeidi的估算，如果將中國的進口關稅提高到60%，其他國家的進口關稅提高至20%，這將造成的經濟衝擊可能比1930年“斯穆特-霍利關稅法案”帶來的影響還要大。
該法案被普遍認為引發了貿易戰，並加劇了全球大蕭條，導致美國的平均關稅稅率從14%上升至接近20%。川普的提案將使平均關稅稅率從當前的3%增長至20%以上，增幅將大幅超過以往。若再加上中國及其他國家的報復性關稅，到2028年美國大選時，這些關稅政策將導致美國經濟產出相對於其他國家低1.3%。
對於這些潛在影響，有專家指出，最可能的情況是，雖然特朗普可能會提高某些雙邊關稅，但不會徵收全面的普遍關稅。“我們認為，程序性要求和經濟反應將限制貿易政策的範圍。我們也預計，美國的貿易夥伴將採取相應的報復措施。”
高盛的經濟學家在近期的報告中指出，最有可能的情景是對來自中國的進口商品徵收更高的關稅，且加徵的速度將會很快。最高的稅率可能會專門針對策略性產品，而消費品則可能面臨較低的稅率。他們估計，這樣的措施將使對中國的關稅平均提高約20個百分點，低於川普提出的60%的威脅。
儘管特朗普可能會選擇逐步實施這些經濟手段，但一些觀察家和專家擔心，這樣的政策不僅會帶來直接的貿易衝擊，還會對全球對美國的信任造成深遠影響。隨著全球貿易環境的變化，這些政策可能會使美國的國際地位進一步下滑，尤其是在多邊貿易體系和國際規範的信任基礎上。
前美國國務院首席經濟學家指出，特朗普的第二任期將無可避免地加劇美國在全球舞台上的孤立感，並進一步削弱其與盟友之間的經濟合作與信任。他強調，“如果美國選擇採取行動，表明我們不再堅持開放、公平、規則、透明和可預測的國際體系，那麼整個遊戲規則將會改變。”這不僅是對美國形象的重大打擊，還會導致全球經濟體系的不穩定，尤其是在已經高度依賴全球規範和透明度的領域中。美國作為全球最大的經濟體之一，其政策變動會對國際市場產生連鎖反應。當美國不再推崇基於規則的國際秩序，而是選擇單邊行動和保護主義措施時，許多國家和國際機構將不得不重新評估與美國的經濟關係。
這種轉變不僅會影響全球貿易，還將使其他國家的公司、投資者和政府在應對這些變化時感到極大的壓力。布蘭查德認為，這會迫使各國採取更具保護主義的應急措施，將資源和策略更多地集中在保護本國利益上，而不是依賴於美國主導的全球市場和國際合作。這樣的策略可能會使全球的商業環境更加碎片化，並且讓各國的經濟政策更加無序和不確定。
此外，全球經濟聯盟和多邊貿易體系的穩定性也將受到挑戰。過去幾十年中，全球化進程和多邊貿易協定使得國際貿易更加高效和穩定，而美國若選擇撤回對這些國際規範的支持，將導致其他國家加大自我保護的力度，進一步加劇國際間的經濟對立和競爭。這種情況可能使得全球貿易進一步碎片化，跨國合作與協商變得更加困難，國際間的經濟合作也將逐漸向零和博弈轉變。
不僅是對美國本國經濟的影響，還包括對全球經濟格局、貿易體系和國際信任的長期破壞。隨著全球對美國的信任逐漸減弱，各國將不得不更多依賴自身的力量來保護經濟利益，這樣的情況可能會促使全球經濟進入一個不可預測的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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