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点:
加拿大住房问题已超越供需矛盾，深植于租赁市场的结构性不平等和权力失衡，亟需强化租户集体权利和法律保障，推动住房公平与可持续发展。
随着加拿大房价和租金的持续攀升，住房问题已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尽管各级政府不断推出各种政策和资金支持，许多租户依然面临着租金负担沉重、居住不稳定甚至被驱逐的困境。这一切表明，住房难题远非简单的市场短缺或临时性危机，而是深植于租赁市场结构性的不平等和权力失衡之中。
加拿大新任住房部长格雷戈尔·罗伯逊/Gregor Robertson很可能凭借其在温哥华担任市长十年的丰富经验被任命此职。在任期间，他推动了分区改革、租赁建设激励措施以及加拿大首个空置房屋税政策。尽管这些措施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住房供应，但效果有限：用于出租的住房数量依然稀缺，且2018年温哥华的无家可归者人数达到了13年来最高，达到2181人。
住房问题的紧迫性显而易见：约三分之一的加拿大人是租房者，尽管租户工会已经合法成立，但他们却缺乏实际的谈判权利。缺乏对租户的法律保护被广泛视为政策上的重大疏忽。通过拒绝给予法律认可，立法者维持了一种模式，使房东凭借结构性优势主导谈判，而租户则孤立无援，面对租金上涨、不安全的居住条件和驱逐风险。
罗伯逊曾将住房短缺问题归咎于省级和联邦政府的预算紧缩。如今，他掌握了部分资金，得以验证自己的观点。正如他在2018年承诺的那样，他计划通过“更强硬、更直言不讳”的手段，弥补市政工具无法解决的缺口，并将新的联邦资金与赋予租户集体谈判权的法律保护结合起来。
加拿大租屋“危机”：租金飙升背后的结构性挑战
租金飙升和驱逐潮常被描述为一场暂时的“住房危机”，但加拿大政策选择中心的研究人员对此提出了不同看法。他们认为，这并非市场失灵或偶发的危机，而是市场机制按既定规则运行的结果。
加拿大政策学者里卡多·特兰詹/Ricardo Tranjan在其著作“租户阶层中指出，将现状称为“危机”，隐含着必须釆取“非常规”措施的假设，而最常见的做法是通过降低利率来刺激首次购房者承担超出其财务承受能力的债务，从而暂时缓解市场压力。
事实上，加拿大住房问题具有明显的结构性特征，而非短期波动。当前，全国一居室住宅的平均租金已超过2000美元，空置率持续低于2%，而超过三分之一（33.1%）的租户家庭将30%以上的收入用于住房支出。这一比例正是加拿大抵押贷款和住房公司/CMHC定义的租金负担线，超过该门槛即表明家庭面临严重的住房负担压力，反映出整体市场的供需严重失衡。
自1990年代以来，CMHC逐步以抵押贷款保险计划取代了公共住房建设，市场被信贷驱动所充斥，公共住房问题因此被推至次要地位。与此同时，英国前首相马克·卡尼选择格雷戈尔·罗伯逊出任加拿大住房部长，并推动了一项熟悉的信贷主导政策，为首次购房者提供商品及服务税/GST退税，试图通过财政激励刺激住房需求，缓解购房压力。
然而，当被问及房价是否应该下跌时，罗伯逊明确表示“不”，他认为工资最终会赶上房价涨幅，尽管经济学家预计，即使房价停止上涨，工资与房价的调整周期也可能长达约20年。这种观点反映出政策制定者对市场自我调整能力的信心，但同时也暴露出对住房负担能力问题解决的长期耐心和现实挑战。
在这样的政策框架下，扩大信贷支持的措施更可能推高资产价格，而非真正提升民众的住房负担能力。购房贷款的增加加剧了资产泡沫，导致住房价格进一步上涨，将本已严峻的住房紧急状况转变为一个更为复杂的债务紧急问题，增加了经济体系的脆弱性。
面对租金飙升和驱逐问题，单纯依赖信贷刺激并非长久之计。解决住房危机需要从根本上调整市场结构，强化公共住房建设，制定有效的租户保护政策，才能真正实现住房的可负担性和稳定性，避免市场规则继续加剧社会不平等。
从劳工运动到租户维权：住房市场权力失衡的历史与现实
安大略省的”住宅租赁法/RTA体现了加拿大在租户权利方面的象征性态度。尽管该法明确保障了租户成立租户协会的权利，赋予他们组织和表达诉求的法律基础，但紧随其后的条款却剥夺了房东与租户协商或会面的任何义务。这种设计造成了租户权利的虚假合法性：租户可以名义上组建团体并发声，但房东完全可以无视他们的存在和诉求，租户的集体力量被法律框架无形中削弱。
此外，这种状况导致了一种类似“寒蝉效应”的现象，租户即便想要争取权益，也害怕被房东报复或驱逐，类似于工业化前劳动力市场中，工人一旦组织起来就可能面临解雇的威胁。历史经验表明，这种权力不平衡会让弱势群体难以有效维权，最终导致他们在对抗资本力量时处于极其不利的位置。
2023年，多伦多西北部King Street 33号的一批租户发起了长达五个月的拒付租金罢工，试图通过集体行动争取租金减免和改善居住条件。虽然他们获得了一部分减租，但仲裁庭拒绝承认其工会身份，每位租户不得不签署单独的协议。这种个别化的处理机制耗散了集体力量，将原本可以作为协商筹码的团结行动化为无力的分散抗争，耗时漫长的法律程序也让租户不得不面对消耗性的磨损战。
加拿大早在工业化过程中就面临过类似的权力失衡难题。 20世纪初，政府将工人罢工和组织行为定为非法，将工会领导人列入黑名单，试图通过刑事处罚来镇压劳工运动。直到大萧条期间的社会动荡迫使政府在1944年出台“战时劳资关系条例和1948年的”劳资关系与纠纷调查法，才开始为工人争取合法的组织和谈判权利。
这两部法规确立了三大核心原则：首先，工人有权利在不受雇主干涉的情况下成立工会。其次，雇主必须与合法认证的工会进行诚信谈判。第三，若任何一方违反规定，必须实施有意义的补救措施，包括恢复原状和经济赔偿。这些制度安排虽然并非源于纯粹的道德觉醒，而是为了缓和劳资矛盾，防止社会动荡，从而维护整体社会的稳定和经济的持续发展。
现今的住房市场依然反映出当年劳资关系中的权力不对称：大型企业房东掌控着资本、法律资源和资金流动性，而租户则处于极度弱势的地位，缺乏有效的组织和谈判能力。将劳动者工会获得的保障扩展到租户工会，实质上是将一种被证实有效的监管模式应用于租赁住房领域，是弥补市场失衡、提升租户议价能力的重要手段。
只有赋予租户类似工人阶级的集体谈判权利，才能打破现有的权力壁垒，使租户不再孤立无援，形成有效的对抗机制，促进租赁市场的公平与稳定。这不仅是租户权益的胜利，也是整个社会追求公平正义的重要一步。
破解房东协会反对论：租户工会权利的合理性与必要性
房东协会常针对法定租户工会权利提出四大反对理由：一是担忧行政负担过重、二是警告可能导致投资撤资、三是强调所谓的宪法限制，四是声称负责任的房东不应被法律强制进行诚信谈判，而应依赖道德自律。
然而，劳工历史经验表明，这些担忧往往被夸大。加拿大政策学者里卡多·特兰詹/Ricardo Tranjan回顾指出，在这些劳动法规出台之前，信誉良好的雇主已经主动支付合理工资并提供病假，监管法规的目的是为剥削者划定底线，而非限制负责任的企业。
住房领域同样如此。那些认真维护房屋、遵守租金管制并杜绝掠夺性收费的房东，并不需要通过强制谈判或反报复条款来约束。但那些通过解除空置管制、频繁驱逐或大幅涨租来谋取暴利的房东，才会极力抵制租户保护措施，这种抵制行为反而凸显了法律介入的必要性。
实际经验也进一步削弱了房东协会的反对意见。首先，行政负担过重的担忧缺乏事实依据。集体谈判能够将众多租户的个体诉求汇总为统一协议，大幅减少重复听证程序，这种机制在“房东-房客法庭”已被证实有效，能提升效率而非制造负担。
其次，“加强租户权利会阻碍投资”的说法，与维也纳等城市的现实大相径庭。维也纳几乎一半的住房由租户委员会管理，这些委员会享有类似工会的权力，租金受到严格管控，但建筑活动依然活跃，住房负担能力也保持稳定，显示出租户保护与市场活力并不矛盾。
再者，所谓的宪法限制同样被夸大。虽然租赁关系的立法主要由省级政府负责，但联邦政府已通过加拿大抵押贷款和住房公司/CMHC的保险政策、针对性税收补贴以及“国家住房战略法案”，积极塑造租赁市场，并将“适足住房”定为基本人权，这为租户工会的合法化奠定了联邦支持基础。
综合历史教训和全国各地的经验，正式确立租户工会的法律保护不仅符合宪法要求，还将简化纠纷解决程序、促进住房建设与管理。这将极大提升约三分之一加拿大租房者的议价能力和居住稳定性，同时不会破坏住房市场的整体稳定与健康发展。
结构性不平等下的租赁市场：加拿大住房负担危机新视角
有专家认为，要真正实现住房的可负担性，加拿大住房部长罗伯逊必须跳出“市场失灵”或“暂时危机”的思维框架，认清租赁行业其实是一个结构性、不平等且利润丰厚的体系。租赁市场并非偶然失控，而是由资本驱动的既得利益集团按照自身规则运作，导致租户长期处于弱势地位。只有正视这一根本问题，政策才能有的放矢，真正缓解住房压力。
历史上的劳资关系改革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借鉴。立法者早已认识到，单个工人无法与大规模工业资本进行公平的谈判，因此建立了集体谈判机制以平衡双方力量。住房需求同样具有集体性，租户作为整体的利益群体，也需要类似的集体谈判框架，才能有效抵御房东的单方面压迫，实现权益保护。
目前，加拿大多个城市的租户联盟如多伦多Thorncliffe Park、温哥华Mount Pleasant和蒙特利尔Rosemont等社区已开始自发组织，积极推动租户权益争取。然而，由于缺乏法律上的正式认可，房东仍然可以选择无视这些组织，令租户的集体力量难以形成实质性影响，权益诉求往往被边缘化。
联邦层面的立法改革能够有效纠正这一权力失衡。通过规定当一栋楼中大多数租户签署会员卡时，租户联盟自动获得法律认可，迫使房东必须就租金调整、维护计划、租赁保障及基本服务等问题与租户进行诚信谈判。这种机制不仅提高了谈判的公平性，也增强了租户在住房市场中的话语权。
为防止房东对积极组织的租户进行打压，反报复条款应当被纳入法律，禁止驱逐、骚扰或恐吓参与租户联盟的租户。借鉴劳动法中的补救措施，受害租户可获得恢复原状、经济赔偿和通过仲裁机制快速解决纠纷，杜绝拖延和恶意报复，保障租户能够安全行使集体权益。
与此同时，集体谈判的标准可以灵活适用于不同社区的实际情况，既保证租户权益，又允许投资者获得合理且符合社会责任的回报。这种平衡有助于稳定租赁市场，促进住房建设与维护，同时避免激烈的对抗和市场失衡，实现多方共赢。
赋予租户工会类似劳动者的法律保护并非激进举措，而是延续了加拿大近一个世纪以来确立的社会原则：集体的问题必须通过集体的权利来解决。住房作为基本生活需求，其市场规则也应纳入这一普遍的公平逻辑，保障弱势群体的基本权利不被资本任意侵蚀。
租户们不能被动等待市场力量自行修正不平等。承认并规范租户联盟，是平衡租赁市场权力结构、保护住房权益和将住房定位为人权而非单纯资产类别的最直接、有效的路径。只有如此，住房的可负担性和居住稳定性才能真正得以保障。
当前加拿大住房市场的复杂困境不仅仅是供需失衡的问题，更深层次地反映了权力结构的固化与制度设计的缺陷。在这种背景下，如何通过法律与政策手段，重新塑造租户与房东之间的权力关系，成为破解住房负担危机的关键。这场关系亿万居民切身利益的住房改革，应如何借鉴劳工运动的经验，推动租赁市场走向更加公平、可持续的未来？我们拭目以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