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点:
经济学家警告，如果唐纳德·特朗普成功连任并推行激进的新关税政策，全球经济可能面临历史性动荡。尽管特朗普的贸易顾问强调新政策的重要性，外界仍质疑这些威胁是否真会付诸实行，以及全球将如何应对这场可能的贸易风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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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个月来，经济学家一直在发出明确警告：如果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成功当选新一任美国总统，推行激进的美国新关税政策，可能会为全球经济带来一场历史性的动荡。
早前，特朗普对支持者说，“美国赋予了我们前所未有的强大授权，成功将使我们团结一致，并将美国置于首位。”特朗普的前贸易顾问预计将再次在新政府中担任重要职位，他警告世界其他地区必须为美国的新关税政策做好准备，并要求任何拥有贸易顺差的国家解决特朗普提出的问题。
然而，这些威胁背后还有一个重要问题：特朗普究竟是在虚张声势，还是他会真的付诸实行？即使他真的付诸实行，全球又将如何应对？回顾特朗普的第一任期，他的经济政策以混乱无序著称，内部对贸易问题的激烈争论也成为焦点。以史为鉴，这一次的再次回顾，让大众不禁把关注焦点再次聚焦于此。
重点聚焦关税问题
如今，全球经济环境已经发生了变化。企业们在面对关税时，已经学会了如何避免它们，并且调整供应链。这些技能是在疫情过后的混乱中锻炼出来的，而当前的经济格局也要求企业更多地考虑地缘政治风险，而不仅仅是追求成本效益。
在本周三的财报电话会议中，宝马和本田等汽车公司高层对表示，他们已经为应对特朗普可能的关税政策做好准备，这主要得益于它们在美国已经建立的大规模制造基地。宝马执行长奥利佛·齐普塞对分析师表示，“对于可能出现的关税或其他挑战，我们已经有了一些自然的应对措施，但我们不会过度猜测具体情况。实际上，在美国，我们认为已经为未来的挑战做好了充分准备。”
同样，史丹利百得的执行长小唐纳德·艾伦最近告诉分析师，该公司自春季以来就开始为特朗普的连任和新一轮关税政策做准备。他们的计划包括提高工具机价格来应对可能的关税上涨，并在必要时将生产从中国转移到其他亚洲国家或墨西哥。艾伦表示，“我们已经准备好了一份应对方案，但这不包括回应川普所期望的那样大规模将生产迁回美国，因为这样做不具经济效益。”
此外，家居零售商威廉斯-索诺玛也做好了应对改变的准备。早在2018年，该公司的一半进口商品来自中国，而如今这一比例已降至25%。该公司首席财务官Jeff Howie解释说，如果关税进一步扩大，他们将有更多的应对措施。
以上这些调整反映出企业对新经济现实的适应能力，同时也表明，政策制定者和企业高层越来越意识到关税可以成为政府面对国际竞争时的有效工具。
曾在特朗普第一任期内担任七国集团及二十国集团代表的埃弗雷特·艾森斯塔特（目前是斯奎尔·巴顿·博格斯律师事务所合伙人）表示，没有人能阻止特朗普实施他所威胁的关税政策。他指出，“这确实是一个重大的转变，我认为我们正进入全球贸易体系重塑的时期。”
即便是坚定的保护主义支持者也承认，广泛的关税将会带来负面影响。特朗普的贸易政策旨在推动出口并减少进口，这也是他对美国贸易赤字如此关注的原因。然而，美元升值将削弱美国出口的竞争力，也可能引发其他国家经济动荡，从而减少需求，这会引发更多的问题。
尽管如此，一些资深银行家私下透露，全球各地的企业和政策制定者相信，从川普第一任期的经验中，他们已经学会了如何应对他的贸易政策和关税战争。这其中，一些川普的顾问在几个月来暗中向华尔街等地传播一个观点，认为新总统的关税威胁更多是作为与中国等国家谈判的筹码，而非引发全面贸易战。
当然，经济风险依然存在，尤其是美国或正处于“温水煮青蛙”的状态，通胀风险被忽视。一位资深银行家最近表示，他对自己所遇到的客户过于乐观的态度感到担忧，因为他们似乎低估了未来可能面临的动荡。
美墨加协定对中加企业影响
更为值得注意的是，关税并非特朗普颠覆全球贸易秩序的唯一手段。未来几年，“美国-墨西哥-加拿大协定”/USMCA，即经过重新命名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可能会成为他再次调整贸易政策的重点，这也是特朗普在第一任期内的标志性贸易成就之一。
美国-墨西哥-加拿大协定/Agreement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the United Mexican States, and Canada，是加拿大、墨西哥和美国之间的一项自由贸易协定。相比前身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美国-墨西哥-加拿大协定给予美国更多机会进入总值190亿美元的加拿大乳制品市场，同时鼓励中国生产更多的汽车和卡车，增加环境和劳工法规，引入最新的智慧财产和针对数位贸易的措施。
墨西哥一直被中国不少企业视为进入北美市场的跳板，特别是车企。奇瑞、比亚迪、长城等汽车品牌都已在南美地区布局。根据美国-墨西哥-加拿大协定，墨西哥向美国和加拿大出口的多种产品可享受低关税，甚至免税待遇。
目前，墨西哥的电动车销量相对较少，但它已经成为中国的第二大汽车出口市场。根据乘联会的数据，2024年1至9月，中国整车出口量排名前十的国家中，墨西哥位列第二，累计出口约35.34万辆。福特首席执行官吉姆·法利/Jim Farley今年初曾表示，“墨西哥市场销售的所有汽车中，25%来自中国。世界正在改变。”
此外，比亚迪今年初被曝出计划在墨西哥投资10亿美元建立电动汽车工厂。 5月，比亚迪首款皮卡BYD SHARK在墨西哥首发。上汽名爵和奇瑞等品牌也有计划在墨西哥设厂。公开资料显示，目前已有超过20家中国汽车零部件公司在墨西哥建立了生产基地，其中有16家公司的海外营收占比超过30%。
然而，高关税等政策可能会对中国车企进入美国市场造成更大阻碍。有专家认为，对中国车企进行贸易限制会引发一定的溢出效应，其他国家可能也会采取保护主义措施，这将不利于中国车企的全球扩展。他进一步指出，如果墨西哥对中国车企征收更高关税，将可能削弱中国车企对墨西哥市场的投资意愿。
另一方面，许多欧美车企也在墨西哥设有生产基地，对墨西哥加征高关税的政策将同样对这些企业造成不利影响。 2023年，墨西哥向美国出口了大约300万辆汽车，其中底特律三大汽车制造商的市场份额占据了一半。墨西哥还是大众、宝马和奥迪等车企的重要制造中心，这些车辆主要供应美国市场。
而对于加拿大而言，美国和加拿大之间的贸易关系是加拿大经济的支柱之一。美国是加拿大最大的贸易伙伴，两国之间的贸易额占加拿大对外贸易总额的近三分之一。 USMCA使得加拿大继续享有与美国的贸易优惠，并保证了这些优惠将持续20年。然而，协定中对于某些领域的修订也引发了对未来贸易风险的担忧。
例如，对于加拿大农业市场的影响，USMCA放宽了美国对加拿大乳制品、家禽和蛋类产品的进口限制。虽然这为美国农民打开了更多市场，但对加拿大的农民尤其是乳品业的影响较大。根据协议，加拿大将向美国提供额外的市场准入，这可能会对加拿大的农业产业，特别是农民的收入构成压力。这些让步是在保持加拿大农业利益和美国市场需求之间的微妙平衡中做出的调整。
此外，特朗普还将移民问题与关税联系在一起，威胁如果墨西哥新政府不采取措施阻止移民进入美国，他将对来自墨西哥的进口商品征收重税。
特朗普在竞选期间提出的大部分承诺是否能够实现，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会的控制权。尽管目前参议院由共和党掌控，众议院的选举结果仍在计票中，尚未确定。然而，贸易政策的走向不完全受国会影响，因为美国总统拥有强大的单边行动权，尤其是在可以以国家安全为理由进行干预的情况下。然而，任何实质性的政策限制或改变，都可能来自新政府内部的反对声音、金融市场的压力，或是因为美国关税或其带来的负面影响而受到损害的国内选民的反击。
其他深远影响
根据彭博经济研究公司经济学家Maeva Cousin和Eleonora Mavroeidi的估算，如果将中国的进口关税提高到60%，其他国家的进口关税提高至20%，这将造成的经济冲击可能比1930年“斯穆特-霍利关税法案”带来的影响还要大。
该法案被普遍认为引发了贸易战，并加剧了全球大萧条，导致美国的平均关税税率从14%上升至接近20%。川普的提案将使平均关税税率从当前的3%增长至20%以上，增幅将大幅超过以往。若再加上中国及其他国家的报复性关税，到2028年美国大选时，这些关税政策将导致美国经济产出相对于其他国家低1.3%。
对于这些潜在影响，有专家指出，最可能的情况是，虽然特朗普可能会提高某些双边关税，但不会征收全面的普遍关税。 “我们认为，程序性要求和经济反应将限制贸易政策的范围。我们也预计，美国的贸易伙伴将采取相应的报复措施。”
高盛的经济学家在近期的报告中指出，最有可能的情景是对来自中国的进口商品征收更高的关税，且加征的速度将会很快。最高的税率可能会专门针对策略性产品，而消费品则可能面临较低的税率。他们估计，这样的措施将使对中国的关税平均提高约20个百分点，低于川普提出的60%的威胁。
尽管特朗普可能会选择逐步实施这些经济手段，但一些观察家和专家担心，这样的政策不仅会带来直接的贸易冲击，还会对全球对美国的信任造成深远影响。随着全球贸易环境的变化，这些政策可能会使美国的国际地位进一步下滑，尤其是在多边贸易体系和国际规范的信任基础上。
前美国国务院首席经济学家指出，特朗普的第二任期将无可避免地加剧美国在全球舞台上的孤立感，并进一步削弱其与盟友之间的经济合作与信任。他强调，“如果美国选择采取行动，表明我们不再坚持开放、公平、规则、透明和可预测的国际体系，那么整个游戏规则将会改变。”这不仅是对美国形象的重大打击，还会导致全球经济体系的不稳定，尤其是在已经高度依赖全球规范和透明度的领域中。美国作为全球最大的经济体之一，其政策变动会对国际市场产生连锁反应。当美国不再推崇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而是选择单边行动和保护主义措施时，许多国家和国际机构将不得不重新评估与美国的经济关系。
这种转变不仅会影响全球贸易，还将使其他国家的公司、投资者和政府在应对这些变化时感到极大的压力。布兰查德认为，这会迫使各国采取更具保护主义的应急措施，将资源和策略更多地集中在保护本国利益上，而不是依赖于美国主导的全球市场和国际合作。这样的策略可能会使全球的商业环境更加碎片化，并且让各国的经济政策更加无序和不确定。
此外，全球经济联盟和多边贸易体系的稳定性也将受到挑战。过去几十年中，全球化进程和多边贸易协定使得国际贸易更加高效和稳定，而美国若选择撤回对这些国际规范的支持，将导致其他国家加大自我保护的力度，进一步加剧国际间的经济对立和竞争。这种情况可能使得全球贸易进一步碎片化，跨国合作与协商变得更加困难，国际间的经济合作也将逐渐向零和博弈转变。
不仅是对美国本国经济的影响，还包括对全球经济格局、贸易体系和国际信任的长期破坏。随着全球对美国的信任逐渐减弱，各国将不得不更多依赖自身的力量来保护经济利益，这样的情况可能会促使全球经济进入一个不可预测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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