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点:
在米尔顿·弗雷德曼理论的指导下,加剧了贫富差距,对全球工作环境和经济模式产生深远影响。
科技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规模发展,引发多个领域的变革,塑造了新的商业模式,甚至重塑了全新社会结构。我们一起,从科技创新中洞察社会转型和升级的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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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在1980年代,美国的经济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这一时期工会力量削弱、CEO薪酬迅速增长,而工人薪水却停滞不前。这与当时的政治环境密切相关,尤其是雷根政府推动的“自由市场政策”后,强调外包和全球化,导致中产阶级的财富和权力逐步侵蚀。但在这过程中,有两位关键人物,使得企业高管和股东获取极高的利润,进一步加剧了贫富差距,造成了当今全球化的深远影响。
随着这些政策的时间演变,今天全球范围内的工作环境依然充满了不稳定性,许多员工面临工资停滞和裁员风险。这一深渊的变化,可以追溯到20世纪80年代所推崇的“米尔顿·弗雷德曼/Milton Friedman理论”。
从繁荣到不平等
19世纪末的“镀金时代”是美国经济的不平等时期,许多行业的富豪,如铁路巨头和石油大亨积累了巨额财富。随着20世纪的进步,这一情况有所改变。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经济实力强大,在全球范围内几乎没有竞争对手。这种情况促使美国的工人也随之获得了更好的工资和工作条件,整个劳动市场呈现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
此外,不少企业高层主管们也认识到,稳定的中产阶级对企业运营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这一切的变化最为显著的时期出现在20世纪中期,美国的企业文化与当时的工作环境截然不同。公司对员工非常慷慨,并且工人的薪资会随着通胀而上涨。以通用电气为例,这家公司始终坚持对研究和开发的大量投资,并且向员工提供稳定的薪水和福利。这些企业文化表现出的是一种终生保障的工作环境,直到员工选择退休为止。
然而,这一切随着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的到来开始发生巨大的变化
1970年代的经济形势对美国企业带来了巨大挑战。那时的美国面临高通胀、越战、石油危机和国际竞争等压力。特别是来自德国和日本等国的竞争,对美国的经济结构造成了冲击。一系列的困难迫使美国企业必须做出改变,而这一过程中,“米尔顿·弗雷德曼/Milton Friedman理论”开始被付诸实践。
米尔顿·弗雷德曼理论强调,公司应该只为股东创造价值,公司股票的价值必须在任何情况下保持上涨。这样的观点对很多CEO来说是一种法律责任,他们的首要任务是最大化股东的利润,将其置于所有其他考虑之上。
尽管当时商界对此反应强烈,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理念逐渐在商业文化中占据主导地位。在今天的商业世界中,此经济理论对董事会和企业运营的影响依然不可忽视。
如果说米尔顿·弗雷德曼是理论的提出者,那么杰克·威尔奇则是强力的“推动者”
这种变化在1981年尤为明显,当时杰克·威尔奇/Jack Welch成为通用电气/GE的CEO。杰克·威尔奇的领导风格体现了弗雷德曼理论的实践,他强调快速行动和追求利润的暴涨。在他的领导下,GE大规模裁员,并积极推动业务重组。
股东至上与企业重构
1980年代初,GE的员工人数达到了最高峰,1983年底达到411,000人。然而,杰克·威尔奇却在这期间进行了大规模裁员,将员工数量减少了72,000人,这一举措对于在2024年的今天,已经不再令人震惊,裁员已成为常态。但在当时来说,这被认为是一种极端的管理运营行为。
当时,杰克·威尔奇在通用电气执行长的职位上实施了一系列深刻的改革措施,对公司结构和员工人数进行了彻底的重组。杰克·威尔奇的改革理念包括一种名为“Rank and Yank”的做法,这是将所有员工根据生产力进行排名,并将排名底部的10%员工直接解雇。
此外,他推动外包和离岸外包,将一些工作职位(如门卫、食堂工人和保安等)外包给更便宜的非工会劳动力。这样一来,不仅削减了成本,还将一些任务转移到劳动力成本更低的地区。这些变革的目的在于提高GE的效率和盈利能力,并将公司保持在竞争的前沿。
杰克·威尔奇“无论如何都要增长”的理念始终贯彻到底。他积极进行并购,将通用电气转变为一个庞大的企业集团。这些并购有时像是“吃豆人”般快速,尤其是在财务部门的扩张。此外,他不惜冒险导致了GE塑胶工厂的爆炸,尽管没有造成人员伤亡,但却突显了他那种不顾后果追求业务扩张的风格。
在改革过程中,他将GE的财务部门打造成一个分散的金融机构,这些机构并未为GE赚取大量利润,但却有助于推动公司股价达到新高,并保持在高位。尽管他的改革使GE达到了前所未有的股价高度,但这样的扩张也使得公司变得不稳定,许多并购行为掩盖了GE一直以来的核心业务。在他离开后,GE虽然依然是大公司,但也成为了一个混乱的企业集团,这些改革措施留下的遗产仍在影响着今天的企业运营。
更值得注意的是,在2007年和2008年的金融崩盘之前,企业常用股票回购来提高股价,这是透过回购自己的股票来将股价推高的一种策略。当企业使用其可用的利润回购股票时,这会直接促使股价上升,并且股东通常对此感到满意。这样的做法在当时看似简单且直接,能迅速提升股价。然而,这一策略并非总是被视为正当,尤其是在1934年至1982年间,这种做法本质上是非法的。
根据1934年的“证券交易法”,公司不允许操控自身股票的价格,因此回购股票可能会被视为违法行为。当时,证券交易委员会/SEC对此持怀疑态度,并监管这一做法,以防止市场操纵。尤其是在1980年代初,当美国钢铁公司CEO回购股票的行为,短期内可能带来收益,但牺牲了公司长期的稳定发展。
在20世纪70年代,企业面临着巨大的压力,需要迅速调整以适应经济动荡,这也成为了罗纳德·雷根/Ronald Reagan在1980年当选总统的背景。
1982年,雷根任命约翰·沙德为SEC主席,这一任命导致了规则10b-18的出台,为企业回购股票铺平了道路。尽管这项规则听起来乏味,但它对股票回购策略的合法化起到了关键作用。根据这项规则,企业可以合法回购自己的股票。
自那时起,米尔顿·弗雷德曼理论不仅在通用电气内部引发了变革,许多其他大型企业也纷纷效仿了他的管理方式,这其中包括AT&T、IBM、3M和克莱斯勒等知名公司。这种管理模式将股东利益放在首位,并以提高股价为主要目标,而非长期的企业稳定或员工福利的增进。短期内,这些策略似乎带来了显著的股价上涨,赢得了市场的认可。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过度依赖股票回购的做法逐渐显露出其负面效应。尽管企业的财务表现得到了一时的提升,但员工的待遇却未能相应增长。许多公司将大笔资金用于回购股票,而不是投资于员工的薪资、福利或长期的研发投入。这样的资金分配方式,使得工人面临薪资停滞和裁员风险,企业与员工之间的裂痕不断扩大。这不仅损害了员工的利益,还让企业陷入了依赖短期财务操作的怪圈,忽略了长期的可持续发展。
20世纪的美国经济经历了从繁荣到不平等的过渡,这一过程深刻改变了工作的性质。今天的工作环境充满了挑战,许多人感受到工作不再像过去那样稳定和收入丰厚,而这一变化的背后,有着复杂的历史与经济结构的变迁。
理论带来的全球深远影响
米尔顿·弗雷德曼理论的核心观点是“私有化”和“自由竞争”,并强调企业和个体的自由竞争能够最有效地分配资源,进而促进经济增长。这一理论不仅改变了美国的经济运作模式,还对全球多国的经济政策和企业经营方式产生了广泛影响。
在米尔顿·弗雷德曼理论的影响下,许多国家,特别是发达国家,推动了大规模的市场化改革。比如在1970年代末到1980年代初,英国的撒切尔夫人政府和美国的雷根政府都大力推行了以自由市场为基础的改革。这些改革包括了大规模的国有企业私有化、工会削弱以及对外资的开放。
此外,弗雷德曼的理论改变了原有的经济架构,并促使了市场自由化的浪潮。很多企业开始将股东价值最大化作为最重要的目标,这不仅改变了企业的经营哲学,也加剧了全球化浪潮的兴起。不少大公司将目标对准了提高短期利润,并通过股票回购、裁员、外包等手段来提高股东回报,这种以股东利益为核心的经营模式被全球众多企业模仿。然而,这种极端的股东至上理念,在推动股价短期上涨的同时,也引发了收入不平等的加剧,导致社会矛盾加深。
随着人工智能/AI和自动化技术的迅猛发展,企业和劳动市场的结构将发生显著变化
未来,在米尔顿·弗雷德曼推崇的市场自由和效率最大化的理论影响下,这些新兴技术的普及可能不仅加速了企业的运营模式变革,还大幅度改变了真实人类的劳动力需求。
AI和自动化系统的导入,尤其是在制造业、物流业、金融服务业等领域,一方面能够大大减少对人工的依赖,从而降低企业的劳动成本,实现更高的生产力和效益。这样的技术革新带来了更大的经济效益,但同时也在改变着企业对员工的需求,并且促进了资本主义运作模式的极端化。
随着劳动力需求的减少,尤其是在中低技能工种领域,员工的工作保障和薪资待遇将遭遇严重挑战。过度依赖自动化和AI技术可能会导致企业忽略员工的长期价值,进一步加剧劳动市场的结构性失衡。员工的角色在企业运营中会逐渐被边缘化,这可能会引发社会的不满情绪,并对社会稳定造成威胁。
近年来,罢工事件频发:美国工会担心港口码头工人饭碗被机器取代,借由罢工等长期抵制港口自动化、好莱坞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罢工,数千名编剧工会成员会被AI取代等等。全球范围内,AI和自动化技术的迅速发展已经不再是未来的愿景,而是当下的现实。这些技术的普及将彻底重塑各国的经济结构,尤其是在劳动市场方面,许多传统行业将经历根本性的变革。
由于技术进步能显著提高生产力并降低人力成本,许多企业将进一步依赖自动化系统,从而减少对传统劳动力的需求。这将使得大量低技能和中等技能的工作消失,并加剧全球范围内的不平等,尤其是富国和贫国之间的差距将更加显著。
随着全球企业大规模采用这些先进技术,劳动者的角色将变得愈加边缘化,尤其是在那些传统依赖大规模人力的产业。这不仅是技术发展的挑战,更是社会结构的挑战。未来的企业在面对这些挑战时,必须深刻理解技术发展的双重性。随着世界经济结构的深刻变化,我们必须认识到,唯有建立一个更加公平、包容和可持续的未来,才能够真正实现技术与社会的和谐共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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