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點:
直播已成為年輕人生活中重要的放松方式,幫助他們應對快節奏和孤獨感。與此同時,直播電商行業的迅猛發展也引發了人們對其吸引力和潛在陷阱的深思。
在“速食”成為主流的視聽傳播時代,社會每天都在產生大量信息。而應該探討的深度,卻永不止於話題或事件本身。我們一起,從社會發展中洞察有價值、有趣、有爭論點的生活方式及現象。
狂呼社會研究所聚焦社會變革下不同的聲音,向外延申社會背景、文化背景的思考深度,以多角度剖析、獨特的社會視角,引領大眾感知社會的“人間百態”。
狂呼,為每一個社會現象或事件的背后,提供具有探討價值的觀點,始於洞察、終於啟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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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絡成癮症(英語:Internet addiction disorder,縮寫作IAD),亦作不當網絡使用(problematic Internet use)或病態網絡使用(pathological Internet use),簡稱網癮,泛指對於互聯網的過度使用,以致影響日常生活。網絡成癮問題隨着網絡的普及也隨之發展。
看直播,已成為許多年輕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對於習慣了快節奏和壓力生活的當代年輕人來說,整晚甚至整天待在直播間,不僅不會感到無聊,反而是難得的放松和治愈方式,幫助他們排解孤獨感。
據艾媒咨詢的數據顯示,中國的直播電商行業預計到2025年將達到21373億元的規模。當前,直播無疑是一個顛覆性的“賺錢”工具。但直播間的背後究竟有哪些魅力,讓人們又愛又恨、欲罷不能?甚至有些人不惜花費巨額打賞,逐步走向“一發不可收拾”的地步?更值得我們每一個人深思。
絕望的“榜一大嫂”:打賞超過1600萬
最近兩年,在一線的法官和律師專家發現了一個現象:因夫妻一方巨額直播打賞行為,另一方訴諸法庭的案件數量逐漸增多,但另一方多以敗訴告終。直播打賞人有男性,也有女性,其中男性占絕大多數。近日,這一類的事件又再次發生。
在生完孩子一年后,妻子小歐注意到丈夫小陳的異常行為。他經常盯着手機發笑,甚至在孩子骨折需要去醫院時仍然不願意出門。出於好奇,小歐開始查看他的手機,結果發現小陳通過微信充值在抖音上花費了400多萬元。
通過律師申請調查令,小歐得知小陳在抖音上的總充值已達1600多萬元人民幣,這不僅耗盡了家庭積蓄,還抵押了他們的婚房。小歐感到無比絕望,認為丈夫的打賞金額足以在北京買一套大平層,而自己卻只能在三線城市與孩子租房。
小歐嘗試挽回婚姻,帶小陳去看心理醫生,但丈夫的打賞行為依然未見好轉,反而變得更加瘋狂。丈夫與女主播的互動几乎貫穿了他的一天,二人通過微信交流,分享生活中的點滴,甚至深夜繼續互動。盡管小陳在小歐面前依然存在,但他的情感和關注早已轉向女主播,令小歐感到被冷落和無奈。
最終,小歐在2024年2月與小陳離婚,但對財產的分割仍感到不滿,特別是對巨額打賞的賠償要求
小歐的起訴對象是她丈夫小陳和女主播麗麗,盡管她最想起訴的是抖音平台。她的律師建議她釆取這種方式,因為以往的案例顯示,配偶起訴平台几乎不可能成功,而起訴主播則可能有些勝算。
在發現小陳的打賞行為后,小歐開始蹲守直播間,以獲取證據。她觀察到直播平台鼓勵打賞和PK賽的行為,并且有盲盒產品可以幫助主播規避風險。小歐申請退還的金額為184.6萬元,但小陳的充值金額已超過1600萬元,其中不少是通過購買盲盒再打賞給主播。
由於抖音提供的數據中只顯示了盲盒價格,未透露具體禮物的獲得者,小歐無法直接起訴主播退還這部分資金。她還發現,盲盒僅向高等級的VIP用戶開放,普通用戶無法購買,進一步限制了她的行動。為了獲取更多證據,小歐親自打賞麗麗,結果意外卷入了打賞競賽中,看到打賞金額的競爭如何讓人不知不覺地花費大量金錢。
北京互聯網法院的法官審理了多起因夫妻一方直播打賞而產生的案件,發現無論是起訴平台還是主播,原告勝訴的可能性都不高。主要原因在於,原告往往難以提供足夠的證據來證明打賞行為是基於欺詐或哄騙,尤其在妻子起訴主播的情況下更為困難,因為打賞行為瞬息萬變,缺乏可供佐證的記錄。
就如小歐的案件中,她無法證明丈夫小陳與主播麗麗之間存在不正當關系,因此她的起訴全部敗訴。盡管小陳承認自己在此事件中的責任,麗麗則表示作為主播并沒有義務了解每位粉絲的家庭情況,且法院未認定其與小陳的關系存在不軌。當前法律對直播打賞行為的規范和責任划分仍顯不足,導致類似案件的處理面臨挑戰。
最終,小歐的訴訟在一審和二審中都以敗訴告終,法官指出小陳的打賞行為并未違反法律,且她無法證明其與女主播存在不正當關系。盡管法官對她的遭遇表示同情,但法律條文未能支持她的訴求,讓她感到無助。
對此,她對法院的判決感到絕望,質疑為何丈夫的巨額打賞行為未受到懲罰,甚至主播和平台反而獲益。而小歐的經曆并不是個例,越來越多因伴侶打賞直播而受害的案件浮出水面,但受害方往往以敗訴告終,反映了法律在這一新興領域的滯后。
在對比其他類型的夫妻財產糾紛時,法律對“直播打賞行為”的重視明顯不足。由於目前法律對此類情況存在空白,主播是否退款、經紀公司是否退還等問題都沒有明確答案,這使得小歐的維權之路更加艱難。
在直播行業中,很多“榜一大哥”的奢侈行為常常被人追捧,而“榜一大嫂”的遭遇卻鮮有人知。小歐深感受害者的利益保護在法律上仍然存在空白,這不僅是個人的悲劇,也反映了整個社會對這一新現象的無力應對。
青少年沉迷直播:5個月花200萬
自從直播興起之后,花巨額打賞主播的新聞層出不窮。但是如此低齡、如此巨大的數額,還是再一次刷新了大家的認知。
早在2019年,一份孩子的檢討引來了網友圍觀,它的主人是來自深圳的11歲小女孩洋洋,但與這稚嫩的筆記和語言格格不入的是,這個才五年級的孩子不但是直播平台的常客,竟然在打賞主播上消費了近200萬元。
洋洋在克拉克拉直播平台上對一位主播進行了巨額打賞,導致家里信用卡透支高達8萬多元。洋洋在檢討書中提到,自2018年底開始接觸克拉克拉,之前只在抖音上觀看視頻。她與多個主播建立了聯系,逐漸陷入了充值和打賞的循環中,感到不刷禮物會面臨巨大的壓力。
在與主播的聊天中,洋洋曾表示感覺自己“火了”,并提到自己家庭的富裕背景。為了獲得金幣,她注冊了多個賬號,并在淘寶和微信上購買。洋洋的父母對此毫不知情,直到收到銀行欠費通知,才意識到她在直播平台上花費了140多萬元,甚至可能接近200萬元。
而與洋洋私下交往的主播,經常會訴說自己的困境,以此博取同情,暗示需要經濟支持。但他堅持聲稱并不知道洋洋的真實年齡,認為如果她是偷錢的話,會退還她的禮物錢。該主播認為洋洋是因為覺得自己有錢才進行如此消費,甚至表示願意在家長追討時返還打賞金額。他們之間的聊天記錄顯示,洋洋常常以“家里有礦”來自我安慰。
對此,不少網友紛紛評論到,“看來直播平台是明知道這是個未成年孩子,還要繼續套她的錢,那就非常明顯的惡意欺騙他人的財產了,不立案處理追回巨額款項嗎?”、“11歲,非完全民事行為能力人,平台只退三萬的話可以提起訴訟。小女雖然孩有錯,但那些主播明顯存在誘導行為。”
因涉及金額巨大,洋洋父母已釆取法律手段跟平台溝通,希望可以追回款項。父母到過克拉克拉平台公司,想要追回款項,但公司的態度“好像是不願意”,所以只能走法律途徑。
該律師告訴記者,盡管消費記錄可以追蹤到,但事情仍有一定的爭議或者辯論空間,“很多都是通過微信、聊天記錄來知道的信息,有可能是,也有可能不是如此,所以最后能不能得到法官的認定還很難說。這類事情未成年人的權益在網上沒有得到保護,或者受到了侵害,作為家屬是有權利拿起法律武器尋求保護的。”
但更值得注意的是,作為家長,應該需要重視孩子的心理發展,改善他們的成長環境,才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讓孩子逐漸擺脫虛擬世界的桎梏。
沉迷游戲直播十年:性格和生活方式都變了
從大二到今年博士畢業,27歲的證券分析師程川在近十年的時間里,只要有空就會看游戲直播,總共加起來至少花了兩三年在這上面。
起初,他是為了融入圈子而玩“英雄聯盟,觀看教學視頻和直播來提升自己的技朮。后來因為沒有足夠的時間親自玩游戲,便轉而看直播。
表面上,玩游戲的負擔似乎比看直播更大,但實際上正好相反。游戲直播隨時都能觀看,最終他形成了這樣的習慣:只要一有空或者心情不好,就打開直播,除非工作特別忙,但即使如此,也會在睡前看半小時。
而提到沉迷於直播,他認為,一方面是因為孤獨感和缺乏目標,需要陪伴,游戲主播的聲音動聽,彈幕里的人才濟濟。在直播間里,每個人都可以暫時逃避現實生活中的壓力。另一方面,看直播是很多人放松的最簡單方式,比起玩游戲,它更省心。自己玩游戲需要思考,害怕失敗,而贏了后又不想停下,若是因為有課或其他事被打斷,心情會受到很大影響。
但隨着時間推移,現實中的學習和工作漸漸無法給我帶來比看直播更高的滿足感和舒適感,這讓程川感到很可怕。剛入學時,程川還有一定的進取心和焦慮感,保持着看書和運動的習慣,但這些年下來,他變得越來越宅,運動和閱讀几乎荒廢,變得很難專注於長期的事情,甚至沒有出門尋找樂趣的動力。回家過年時,他甚至發現自己和那些整天刷抖音的長輩沒有太大區別。
在大四保研后,程川告訴自己不能再這樣下去,嘗試了很多方法,比如從斗魚和虎牙轉移到B站,但發現這只是一種換湯不換藥,根本無法改變沉迷的現狀。后來,他意識到改變外在環境,比如去圖書館或辦公室等不方便看直播的地方,會更有效,但一回到寢室,我又會恢復原形。
沉迷於游戲直播的現象,對於普通人來說,常常顯得難以戒除。這一狀況背后的主要原因在於,尋找其他能夠帶來即時正向反饋的替代方式實在困難重重。許多人在日常生活中,尤其是在面對壓力和挑戰時,難以獲得及時的認可與支持,而游戲直播恰好提供了這種短暫而直接的滿足感。
對於程川來說,這段漫長的歲月里,沉迷直播不僅改變了他的性格,也深刻影響了他的生活方式。曾經,他可能有過追求目標的熱情,積極參與各種活動和社交,但隨着時間的推移,直播逐漸占據了他生活的主要部分。他發現自己越來越依賴這種虛擬的娛樂方式,雖然知道它對他并無益處,卻難以自拔。
盡管程川曾多次嘗試戒斷,但每當他面對研究項目的壓力,或在工作中遭遇不順時,那種內心的焦慮和無助感便會促使他再次回到直播中去尋求放松和慰藉。直播中的主播、彈幕以及那些即時的互動,仿佛是他與現實世界的連接,讓他在疲憊和失落中找到一絲安慰。
這種循環讓程川深感無奈。他一方面渴望擺脫這種依賴,重拾更健康的生活方式;另一方面,又難以抵擋直播所帶來的刺激與快樂。沉迷游戲直播的現象,不僅是個人習慣的形成,更反映了當代社會中人們對情感寄托和即時滿足的強烈需求。在這個過程中,許多年輕人都在尋找平衡,卻發現這種努力有時顯得如此微不足道。
戒不掉的沉迷:脫離現實生活的人生
在這個信息爆炸的時代,晚上準點的直播通知不再只是簡單的提醒,而是現代社會情感連接的一部分。你是否曾想過,為什么我們在這個時間聚集於虛擬空間,與陌生人分享生活與情感?又是什么促使我們關注那些看似平常的直播?
有人將沉迷於觀看直播視為“年輕人的另一種人生”。但實際上,當我們在手機屏幕前按下“播放”鍵的那一刻,內心深處期待的正是某種連接。
我們渴望歸屬感和情感互動,這已成為當今社會的一種普遍現象。在快節奏的生活中,人與人之間的真實聯系愈加稀缺,直播為那些孤獨的靈魂帶來了些許慰藉。它打破了地理界限,使我們即使待在家中,也能通過主播的輕聲細語與他人分享喜怒哀樂。
從心理學的角度來看,這種現象可以歸因於我們內心的基本需求:歸屬感和被理解感。當感到孤獨時,陌生人的關懷和真實分享能夠帶來安慰。許多人在直播間不僅僅是觀看,更是急於參與評論,表達自己的想法與情感。直播成了情感釋放的平台,屏幕另一端的主播不僅是娛樂者,更是陪伴。
但這背后的心理機制,反映的是更深層次的社會心理變化。人們在直播中表達的不僅是對主播的支持,更是對自我情感的認同與連接。直播中的互動為我們提供了與他人共同分享情感的機會,滋養了我們的內心需求。
許多年輕人通過直播找到了志同道合的朋友,這種新型社交方式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社交焦慮和孤獨感。同時,直播也為我們提供了探索自我、建立自信的舞台。許多主播通過分享自己的生活,鼓勵觀眾尋求真實的自我,這種互相激勵的關系展現了我們在社交中隱藏的情感需求與心理渴望。
這種通過直播建立的連接感可以視為一種“線下替代性社交”
在面對面交流逐漸減少的今天,虛擬平台為我們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參與和連接機會。通過手機或電腦屏幕,我們不僅可以觀看直播,還能夠在彈幕中發出自己的聲音,表達喜好,甚至分享個人的情感體驗。這種互動實際上在深層次上滿足了我們內心對於陪伴和聯系的渴望。在這個快速變化的社會中,人與人之間的面對面交流越來越少,許多人開始在虛擬空間中尋找歸屬感和理解。
舉個例子,許多人在觀看直播時,常常會在評論區表達對某種色彩的喜愛。這些色彩往往承載着他們獨特的情感意義,可能是某段回憶、某種情緒的體現。當主播展示出吸引人的發色或時尚搭配時,屏幕上瞬間涌現出“好美”、“喜歡”等評論,仿佛這些簡單的字句打破了人與人之間的屏障,緩解了彼此的孤獨感。這種情況下,直播間的互動讓觀眾們感受到了一種臨時的連接,盡管這種連接是通過虛擬的方式實現的。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直播所帶來的只是表面的熱鬧,深層的孤獨感依然在許多人的內心深處潛伏。盡管在日常生活中,許多人表面上參與了各種社交活動,從聚會到聊天,似乎與他人保持了良好的聯系,然而內心的真實感受往往被隱藏或壓抑。在這種表面的喧囂中,很多人感到了一種孤獨,這種孤獨在擁擠的人群中愈發明顯。
這種矛盾就像直播中不斷變化的色彩,每一次轉換都在提醒我們,盡管看似建立了連接,內心的空虛卻依舊存在。我們生活在繁忙的社會中,身邊的人雖然眾多,但真正能夠理解和傾訴的人卻少之又少。在虛擬空間中,人們通過短暫的互動獲得了一時的快樂,然而這并不能真正填補心靈深處的空白。最終,直播所提供的連接常常是一種淺層次的陪伴,無法替代那種深入的、持久的人際關系。
面對這種現象,我們不僅要關注虛擬平台帶來的娛樂與互動,更應該反思如何在真實的生活中建立更有意義的人際關系。或許在這個數字化時代,尋找真實的情感連接、加強面對面的交流,才是解決內心孤獨感的根本之道。
觀點1
“榜單一姐”的案例并非個案,反映出直播打賞對家庭的深遠影響。小歐將自己的經曆發布在社交平台后,迅速引發了許多有類似遭遇的妻子前來咨詢她如何提起訴訟,尋求解決方案。
一位來自廈門的女士向小歐傾訴,自己的丈夫在直播平台上花費高達200萬元,甚至利用欺騙手段讓她簽字抵押房子。結果不僅耗盡了家庭的積蓄,還給她帶來了巨額債務。盡管她已提起離婚訴訟,但卻未能從中獲得任何經濟補償,這樣的維權困境促使法官萌生了調研類似情況的想法,試圖深入了解直播打賞對家庭造成的影響和后果。
在研究這一現象時,專家們記憶猶新的一起案件是一對創業夫妻的故事。這對夫妻辛辛苦苦開了一間五金店,經過多年努力積累了可觀的財富。然而在妻子懷孕期間,丈夫因無聊迷上了快手直播,在几個月內竟然給主播打賞數十萬元。令人心痛的是,家庭的積蓄大部分都被丈夫耗盡,最終導致他們在經濟上陷入困境,連進貨的錢都不夠,家庭的美好未來也隨之變得暗淡無光。
與此同時,婚姻法律服務領域的律師們也開始注意到這一現象的激增。“在2022年之前,這類案件極為稀少,僅為個位數,但最近兩年,數量大幅上升,尤其是涉及打賞金額在百萬元以上的糾紛案件更是屢見不鮮。”這樣的趨勢讓人不禁對直播打賞的潛在危害產生深思。
在這種背景下,2024年4月,最高人民法院發布了“徵求意見稿”,其中第五條專門針對直播打賞行為,標志着對這一現象的重視和回應。這一條款將未成年人打賞行為與夫妻一方打賞行為并列,明確提出指導意見,旨在為日益嚴重的直播打賞問題提供法律依據和解決方案。
具體而言,“徵求意見稿”文件中第五條與夫妻相關的內容包括兩項重要規定。第一項指出,夫妻一方通過網絡直播平台實施打賞行為,如果有證據證明直播內容含有淫穢、色情等低俗信息誘導用戶進行打賞,另一方可以主張該民事法律行為無效,并請求網絡直播平台返還已打賞款項。這一條款旨在保護家庭財產的安全,維護配偶的合法權益。
第二項則規定,夫妻一方未經另一方同意,明顯超出家庭一般消費水平進行打賞,嚴重損害夫妻共同財產利益,另一方可以以對方揮霍共同財產為由請求分割共同財產,甚至在離婚時對打賞一方少分或不分。人民法院在這種情況下應依法支持,體現了法律對保護家庭經濟安全的重視。
這些規定的出台,說明了直播打賞行為的泛濫程度,若不釆取有效措施,國家層面不會專門對此現象進行規范。近年來,因丈夫直播打賞而起訴的妻子數量逐漸增加,反映出這一問題日益嚴重,成為家庭糾紛的新源頭。
觀點2
在當今這個充滿虛擬連接的時代,直播平台已經成為許多年輕人日常生活的重要組成部分。然而,沉迷於直播間并不是一種理想的生活方式。為了尋找真實的情感,年輕人更應該走出虛擬的世界,投入到線下與真實人類的交流中去。
首先,面對面的溝通能夠更真實地傳達情感。雖然網絡交流提供了便利,讓我們可以隨時隨地與他人聯系,但這種交流往往缺乏情感的深度和溫度。語言的文字化使得許多情感在傳達時被稀釋,難以展現出真實的內心感受。而在面對面的交流中,我們不僅能夠通過語言表達自己,還能借助肢體語言、面部表情和語氣來傳遞情感。這種直接的互動能夠增進理解,促進彼此之間的信任和包容。
其次,面對面的交流能夠讓我們更好地建立人際關系。人與人之間的真實連接是在共同的經曆和互動中建立起來的。當我們走出家門,參與線下活動時,不僅可以結識新朋友,還能與老朋友加深感情。在社交場合中,我們可以一起分享生活中的點滴,討論彼此的興趣和夢想。這種親身的交流會讓我們感受到真正的陪伴,而不是在屏幕背后那種單向的互動。
更值得注意的是,沉迷於直播間可能導致我們忽視了生活中的許多美好瞬間。我們可能在屏幕前流連忘返,卻錯過了和朋友一起去公園散步、在咖啡館聊天的機會。生活中的許多細節和情感連接,都需要在真實的互動中體驗和感受。年輕人應該更多地走出虛擬的空間,去參與那些能夠帶來快樂和感動的現實活動。這樣的經曆不僅丰富了我們的生活,也為我們的情感世界增添了色彩。
同時,創造和分享自己的內容雖然是尋找到志同道合朋友的一種方式,但線上活動無法替代真實的面對面交流。在參與線上活動的過程中,雖然我們可以找到一些有共同興趣的人,但這種聯系往往是表面的。當我們在屏幕上分享自己的故事時,缺乏真實互動的深度,可能無法形成真正的情感共鳴。與其在直播間與陌生人互動,不如選擇與朋友一起參加線下活動,分享彼此的生活,建立起更深層次的聯系。
在這個過程中,走出直播間的年輕人可以更好地探索生活的可能性。真實的人際交往能夠帶來新的視角,激發我們的創造力和思維。當我們與不同的人交流時,會接觸到各種各樣的想法和體驗,這些都會丰富我們的生活,讓我們的人生更加多彩。相比於在直播間中耗費時間,線下的交流能夠讓我們更全面地理解世界,體驗生活的深度與廣度。
在這個充滿虛擬連接的時代,年輕人更應該注重與真實人類的交流。面對面的溝通能夠帶來更真實的情感連接,增進理解與包容。通過走出家門、參與線下活動,我們能夠建立更深厚的人際關系,體驗生活中的美好瞬間,獲得情感上的支持與共鳴。讓我們主動走出虛擬的世界,擁抱真實的人際關系,為自己的生活增添更多色彩和深度。